內(nèi)容提要：氣候變化對人類享有和實現(xiàn)人權形成了嚴重且緊迫的威脅。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進程在氣候變化法和人權法雙重路徑下展開。在人權法路徑下，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的產(chǎn)生機制尚不明確，既有人權延伸于氣候變化領域的規(guī)范路徑也不清晰。聯(lián)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具有標志性的“泰提奧塔案”中初步回應了上述不確定性。該委員會確認氣候移民能夠取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下的“受害者”地位，并闡釋了氣候變化觸發(fā)成員國“不推回”義務的法律條件?；谏鼨嗉碍h(huán)境人權的一般法理，委員會認定氣候變化構成對生命權，尤其是個人獲得“有尊嚴生活”權利的嚴重威脅，為此，成員國被要求履行尊重與確保生命權的積極義務。與此同時，委員會關于氣候變化的法理也顯示出了保守特征。
關鍵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氣候變化 氣候移民 “不推回”義務 生命權
一、應對氣候變化的人權法路徑及其不確定性
氣候變化與人權的關系是國際社會當前關注的熱點議題。《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指出，全球氣候變化及其負面影響是全人類的關切，氣候變化造成了物質(zhì)環(huán)境及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改變，而這種改變給自然及人造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構成、適應能力、生產(chǎn)力，或社會經(jīng)濟系統(tǒng)的運作，抑或人類健康與福祉造成了損害性影響。從人權法層面看，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和福祉的損害性影響給基本人權的享有并實現(xiàn)造成了障礙。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署（UNEP）在《氣候變化與人權》（2015）報告中指出，氣候變化是對當代人權最大的威脅之一，由氣候變化引發(fā)的突發(fā)或漸發(fā)的環(huán)境破壞或自然災害，對世界范圍內(nèi)人民的生命、健康、食物及居住等人權造成了嚴重威脅。鑒于氣候變化與人權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氣候變化與人權兩類獨立的法律體系呈現(xiàn)融合的趨勢，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進程也相應地在氣候變化法與人權法雙重路徑下展開。如《巴黎協(xié)定》所顯示，一方面，通過全球或區(qū)域?qū)用娴膰H合作，國家承擔在碳排放、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采取約定政策或措施的國際義務，以期通過協(xié)同的努力有效地減緩氣候變化；另一方面，在氣候變化背景下，履行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義務逐步成為應對氣候變化之整體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雙重路徑下的法律進程形成了復合式的法律規(guī)則體系，國家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逐步具有了多樣化的規(guī)范基礎，這本質(zhì)上反映著國際法在特定議題上所呈現(xiàn)出的法律多元主義傾向。換言之，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義務及其發(fā)展不僅根源于國際社會一致行動的現(xiàn)實需求，也來源于一種人權的道德考量；不僅基于專門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法，也基于尊重、保護和促進人權的國際法；不僅規(guī)定于國際法，也可能規(guī)定于國內(nèi)法。相較而言，在人權法路徑下，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與法理還處于相當不確定的狀態(tài)，這種不確定狀態(tài)表現(xiàn)為互為一體的兩個面向：一為義務面向，以人權法為基礎的義務產(chǎn)生機制尚不明確，即接受國際人權法拘束的國家是否及如何因此而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以及此類義務的形式及范圍；二為權利面向，既有人權適用于氣候變化領域的規(guī)范路徑尚不明確，即個人是否及如何依據(jù)既有國際法、國內(nèi)法所載之人權，主張其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的利益或受保護的法律地。近年來，國際社會關于氣候變化與人權關系的法理研究和規(guī)范實踐取得了突出進展。
在義務面向上，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及其法理在國際或區(qū)域人權公約框架下得到了初步的確認。聯(lián)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或稱“委員會”）在關于生命權的一般性意見（2018年）中，首次闡述了氣候變化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ICCPR或《公約》）第6條項下生命權的一般關系，它指出，環(huán)境損害、氣候變化以及非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構成對人類享有生命權之能力的最為緊迫、嚴重的威脅。因此，成員國應當履行尊重和保護生命權，尤其是個人獲得“有尊嚴生活”（a life with dignity）的義務。2019年，委員會第一次在成員國定期報告審議中對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人權義務作出論述，它要求成員國在自然資源可持續(xù)使用、環(huán)境污染防治等領域采取措施，以保護人們免于氣候變化以及自然災害的負面影響，尤其是那些最為脆弱的群體。2019年底，荷蘭最高法院在“烏爾根達案”（Urgenda）終審判決中認定，氣候變化對國民的生命與生活造成了切實且緊迫的威脅，依據(jù)《歐洲人權公約》（ECHR）第2條（生命權）及第8條（個人及家庭生活權），成員國有義務采取減排及適應措施，以應對氣候變化對人權造成的切實威脅。
在權利面向上，遭受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個人依據(jù)國際人權法尋求法律保護的權利及法理正在得到確立。以人權法為基礎的國內(nèi)氣候變化訴訟理論相當激進，因果聯(lián)系的證明、損害的歸因、人權的“域外適用”等訴訟障礙被逐步地突破。例如，荷蘭最高法院在“烏爾根達案”中指出，為充分保護遭受氣候變化之威脅的權利，應承認個人針對《歐洲人權公約》成員國援引此類權利及引發(fā)國家責任的可能性，這也是保證個人得到充分救濟之權利的邏輯結論。該案似乎提供了清晰的法律路徑，即為保護人權免受氣候變化之持續(xù)侵害，個人可以依托區(qū)域人權公約在國內(nèi)提起“氣候變化之訴”。在國際人權公約層面，這種“賦權”的實踐也在逐漸推進。例如，2019年9月，夏奇拉·薩奇（Chiara Sacchi）等向聯(lián)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委員會（CRC）提交個人來文，要求確認包括《兒童權利公約》成員國在內(nèi)的所有國家引發(fā)和延續(xù)著氣候危機，侵害了申訴人在該公約項下的人權，成員國應當履行采取措施防止氣候變化、參與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適用預防性原則等公約義務。2020年初，聯(lián)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泰提奧塔案”（Ioane Teitiota v New Zealand）中做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裁決”，第一次確認氣候移民獲得《公約》保護的法律可能性，成員國遣返氣候移民的行為有可能侵犯個人在《公約》第6條項下的生命權，成員國依據(jù)《公約》所載之人權義務應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氣候變化。
隨著氣候變化及其負面影響的加劇，通過跨境遷徙應對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現(xiàn)象愈加頻繁。氣候移民的人權保護是人權法路徑下義務面向與權利面向的一個交匯點，它包含三個漸次遞進的論點：（1）氣候移民的法律地位，即移民是否能夠以遭受氣候變化之負面影響為充分理由，請求并獲得國際人權法之下的法律保護；（2）在國際人權公約之下，成員國是否應承擔保護氣候移民不被“推回”至氣候變化之危險境地的義務。換言之，該論點本質(zhì)上涉及國際法是否承認跨境遷徙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合法手段；（3）在國際人權公約之下，為尊重和確保既有人權的享有與實現(xiàn)，成員國是否應承擔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本文旨在透過“泰提奧塔案”，探討委員會回應上述三個論點的說理，分析委員會所闡述法理的進步意義與保守特征。
二、《公約》語境下氣候移民的法律地位
氣候移民在國際法及國內(nèi)法層面的法律地位還處于不確定的狀態(tài)。“泰提奧塔案”申訴人為身處新西蘭的基里巴斯國民。申訴人聲稱，全球氣候變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使其所居海島的社會及環(huán)境狀況不斷惡化，這主要體現(xiàn)為暴力性的土地糾紛、淡水資源短缺、因耕地減少導致的生計困難以及居住環(huán)境惡化。在面臨遣返時，申訴人以遭受氣候變化之負面影響為由申請庇護。新西蘭國內(nèi)司法程序主要考察氣候移民是否因符合《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1951）》（下稱《難民公約》）或《公約》的規(guī)定而具有國內(nèi)法上的難民或被保護者地位。委員會為決定個人來文的可受理性，須首先判定申訴人是否屬于《公約》語境下的受害者。
?。ㄒ唬╇y民：氣候變化是否可能導致“迫害”
難民畏懼于迫害的風險而選擇在國籍國或居住地國之外尋求庇護，這反映了客觀上遭受迫害（persecution）的狀態(tài)及其所導致的主觀上的受迫性。新西蘭移民與保護法庭（NZIPT）認為，在移民的涵義圖譜中，難民所屬的遷移偏向受迫一端，而申訴人所稱的氣候移民則是為躲避環(huán)境變化而自愿作出的“適應性遷徙”。言外之意，氣候移民與難民在受迫性方面存在本質(zhì)差別。新西蘭高等法院否認了從社會學角度對難民概念的擴大解讀，它指出，面臨迫害的風險是難民應具備的客觀要素。法律上的迫害指對核心人權持續(xù)且系統(tǒng)的侵害，它反映著國家保護的缺失。為獲得難民地位，氣候移民必須證明其核心人權面臨被侵害的切實可能性，而這種侵害表現(xiàn)為國家疏于履行包括《公約》在內(nèi)的國際人權公約所載的人權保護義務。
氣候變化可能導致核心人權面臨持續(xù)且系統(tǒng)的侵害，但它的確證必須以個體化的證明為前提。NZIPT認為，氣候變化所導致的自然災害或環(huán)境破壞是無差別分布的，它并不歧視性地針對具有某種認同或歸屬的個人。但是，氣候變化與人類脆弱性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它可能引發(fā)秩序混亂、沖突或人口遷移，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也可能被政治化，正是在這種復雜的社會狀態(tài)下，存在著核心人權面臨持續(xù)且系統(tǒng)侵害的可能性。申訴人面臨的環(huán)境狀況并非如此的危險，以至于他的基本人權會受到緊迫的威脅，或者他無法重新開始原先的有尊嚴生活。申訴人沒有證明個人在國際人權公約下的生命、健康、生活、居住等基本人權遭到了差別或歧視性的影響，也沒有信息表明基里巴斯政府失于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新西蘭法院強調(diào)，之所以否認申訴人的難民地位，“并非原則所不允，乃是事實問題”。換言之，氣候變化在法律上可能成為個人獲得難民地位的合法理由，但個人必須證明，氣候變化造成了差別或歧視性的影響，以至于個人的基本人權可能遭受持續(xù)且系統(tǒng)的侵害。
（二）被保護者：氣候變化是否可能構成任意地剝奪生命
氣候移民可能被認定為《公約》項下的“被保護者”（a protected person）。依據(jù)《新西蘭移民》法案，庇護申請人如有“充分理由”使人相信，他或她在被遣返回接收國后，將會面臨被“任意剝奪生命”的危險，申請人將可能獲得被保護者的法律地位。新西蘭國內(nèi)法對于任意地剝奪生命的內(nèi)涵沒有規(guī)定，但可以明確的是，并非所有針對生命的威脅都具有“任意地剝奪”的性質(zhì)。
任意地剝奪生命的法律解釋與《公約》項下生命權內(nèi)涵的解讀相關。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參考了委員會關于生命權一般性意見。它指出，生命權內(nèi)涵不應做限制性的解讀，它不僅意指國家避免任意地剝奪生命，也包含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保護生命免受侵害或剝奪的意思。依循該邏輯，保護生命權至少還意味著，成員國應當通過采取有計劃的措施，提供個人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基本條件（basic necessities）。為此，當自然災害或環(huán)境破壞對生命權的享有造成威脅時，疏于或怠于采取保護措施便可能構成對《公約》義務的違反。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為獲得被保護人的法律地位，庇護申請人應當證明《公約》成員國沒有積極采取防范與保護措施，以至于他們的生命權將會面臨緊迫的風險。
風險緊迫性（imminence）并非要求申訴人的生命面臨即時的威脅，申訴人須提供足夠的證據(jù)使人有充分理由相信，氣候變化及其負面影響將可能將其生命置于危險中，而這要超越單純的推測或猜想。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認為，基里巴斯在國際和國內(nèi)層面采取了有計劃的措施，以應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海平面上漲和其他自然災害在廣義上可以被認為是緊迫的威脅，但即便如此，申訴人沒有提出充分理由使人相信，他將因氣候變化而面臨被任意剝奪生命的風險。因此，申訴人無法獲得新西蘭國內(nèi)法依《公約》所規(guī)定的被保護人地位。
（三）受害者：氣候變化是否導致基本人權的損害風險
泰提奧塔的庇護申請被拒絕后，申訴人向委員會提交了個人來文，要求委員會認定新西蘭的遣返行為侵犯了其在《公約》第6條項下的生命權。根據(jù)《公約》附加議定書的規(guī)定，唯有《公約》“受害者”方可向委員會提交個人訴求。為決定本案的可受理性，委員會必須首先考察遭受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個人是否具有這種受害者的地位。委員會依據(jù)其一般法理指出，受害者必須受到成員國在立法、司法或行政等方面的行為或過失的切實影響（actually affected）。這種影響的判斷具有一定靈活空間，但無論如何，申訴人須證明，成員國行為或過失對其享有《公約》人權造成了緊迫的損害風險。特別地，如果成員國的行為或過失并非具體地針對個人，申訴人須證明，這種損害風險超越理論上的可能性，以至于已經(jīng)或者將會構成對個人權利的緊迫威脅。
在考察申訴人是否具有受害者地位時，委員會雖然意在判定遣返行為所致危險的緊迫性，但它不得不著重分析申訴人在接收國可能遭遇氣候變化所致危險的緊迫性。在此基礎上，它方可對此種風險是否“切實”做出判斷。委員會認為，因為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及其導致的土地資源的侵蝕，申訴人在基里巴斯可能遭遇水資源短缺、失業(yè)及土地爭端等真實的困境，因而，新西蘭的遣返將可能使申訴人的生命權面臨切實的損害風險。因此，申訴人屬于《公約》附加議定書項下的受害者。
三、氣候變化與《公約》生命權的關系及其個體化評價
《公約》語境下，成員國是否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有賴于委員會對《公約》生命權的內(nèi)涵以及氣候變化與生命權關系的法理闡釋。成員國是否對氣候移民承擔《公約》下的“不推回”（non refoulment）義務，則需要考察氣候變化對生命權所致威脅的特征及其法律意義。人權法路徑下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與“不推回”義務是相輔相成的，前者的缺失或違反是觸發(fā)后者的前提條件，而后者則以對前者的確證為基礎。
（一）氣候變化與成員國“不推回”義務
1.氣候變化可能對個人生命權構成威脅
根據(jù)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生命權也包括個人享受有尊嚴生活以及免于遭受因行為或過失所導致之死亡的權利。生命權的內(nèi)涵不限于防止或避免個人被任意地剝奪生命，狹義的解釋無法妥當?shù)卣故旧鼨嗉皣曳e極作為義務的全貌（full concept）。對生命權的侵犯不必然導致生命的喪失，完整的生命權不僅包括生命的保全，也包括對有尊嚴生活的維護與供給。因此，成員國在《公約》之下尊重和保護生命權的義務擴展到采取積極措施，防止或減輕可合理預見之威脅（reasonably foreseeable threats）以及其他直接威脅生命的情形。就氣候變化而言，氣候變化、環(huán)境破壞以及非可持續(xù)發(fā)展構成對當代人及未來世代之生命權最為緊迫和嚴重的威脅。在2019年的Portillo v Paraguay來文意見中，委員會采納了上述對生命權涵義的“擴張解釋”，以此為基礎確認了環(huán)境破壞或污染可能構成對生命權的侵犯。鑒于氣候變化構成對人類整體之生命權的重要威脅，個人的生命權也可能因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環(huán)境破壞而遭到侵犯。
2. 成員國對氣候移民可能承擔“不推回”義務
《公約》權利的享有不應當局限于成員國本國居民，而必須適用于在其境內(nèi)或處于其管轄權之下的所有人。個人如果擁有充分理由使人相信，其被遣返、引渡、驅(qū)逐或以其他形式被迫離開該國后，他或她將面臨不可挽回之生命損害的危險（risk of irreparable harm），則成員會應當承擔不將該人推回至此等危險境地的義務。當然，由于被保護對象不限于難民，成員國在《公約》第2條項下的“不推回”義務在適用范圍上要廣于《難民公約》的規(guī)定。為履行“不推回”義務，對于聲稱生命權面臨切實威脅之風險的庇護申請者，成員國應當建立有關尋求難民或其他個人、團體之法律地位的審查機制，從而為他們提供充分的個體化（individualized）評價。
為觸發(fā)成員國的“不推回”義務，庇護申請者須提供面臨不可挽回之損害風險的充分理由。除極端情形外，這種風險的充分理由須是個人的，它不能僅僅從接收國的一般社會狀況中推斷得出，成員國對此類理由擁有裁量和決定權。氣候移民是否有權主張成員國的“不推回”義務主要取決于兩方面：第一，氣候移民的生命權是否因氣候變化面臨不可挽回之損害的切實風險；第二，成員國是否針對訴求提供了個人化的審查，以及審查與決定過程是否存在明顯的任意、錯誤或不公。委員會認可氣候變化與生命權的一般關系，但氣候移民是否可以獲得《公約》項下的保護，則取決于他們能否證明，因氣候變化及其所導致的自然災害或環(huán)境破壞，使得個人生命權面臨著緊迫的損害風險。
?。ǘ夂蜃兓c生命權關系的個體化評價
委員會對申訴人生命權面臨的損害風險進行了逐項分析，以確定各類損害風險是否具有個人的、切實的及可合理預見的特征。針對不同的損害風險，委員會選擇了不同的判定標準進行考察。
1.社會沖突
氣候變化導致基里巴斯宜居土地不斷減少，這引發(fā)了造成傷亡的暴力土地糾紛。委員會指出，社會的一般暴力狀態(tài)只有在達到足夠強度的極端情況下，生命權才會面臨遭受不可挽回之損害的風險，即被迫返回接受國后個人將會直接面臨此類暴力糾紛，或者個人就是特定土地糾紛的當事方，在此情況下，生命權才會面臨遭到損害的切實（real）風險。本案中，雖然氣候變化的確導致基里巴斯出現(xiàn)了零星分布的暴力土地糾紛，但這甚至不足以構成一般性質(zhì)的社會沖突，而且，申訴人沒有被“特定化”地卷入任何此類糾紛中，既有的土地紛爭是當?shù)鼐用穸伎赡苊鎸Φ娘L險。另外，沒有證據(jù)顯示基里巴斯政府對此類社會沖突失于應對。因此，生命權所面臨的此類風險不符合個人、切實的標準，也就不符合可合理預見的標準。
2.淡水危機
由于海平面上升，咸水入侵導致淡水層縮減，這極大地損害了當?shù)鼐用瘾@取淡水資源的途徑，基里巴斯核心島嶼多數(shù)居民必須通過政府配給獲取淡水。淡水資源的減少及配給制度增加了生活難度，但申訴人沒有提出足夠證據(jù)，證明淡水是不可獲取、不充足或不安全的（淡水危機），以至于將會對申訴人的健康產(chǎn)生可合理預見的威脅，且這種威脅將阻礙他獲得有尊嚴生活，或造成他的非正常死亡。也就是說，委員會主要從證據(jù)或科學的層面考察了淡水危機是否能夠?qū)ι鼨嘣斐汕袑嵉耐{。申訴人缺乏證據(jù)證明淡水不可獲取、極度不充足或不安全，且這種危機威脅到了其生命權，在此背景下，淡水危機所導致的風險難稱切實。
3.謀生手段
氣候變化使得島嶼土地鹽堿化，可耕種土地減少。申訴人聲稱，土地狀況的惡化導致作物很難生長，這將會剝奪他的謀生手段。新西蘭在評價該信息時指出，作物生長困難不等于無法生長，委員會則將視角轉向謀生手段的可替代性上。委員會承認，由于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某些地區(qū)的居民缺乏有效的可替代謀生手段，這容易使其陷入高度的風險中。但是，申訴人并未提供任何有關可替代就業(yè)或人道主義救濟的信息，因此，委員會不能斷定申訴人被遣返后將會陷入窮困、失業(yè)或饑餓等困境中，因而，也就無法認定申訴人的生命權是否面臨可合理預期的損害風險。換言之，委員會主要從可合理預期的角度進行考察，由于可能存在替代性的謀生手段，故而無法合理地預期到申訴人的生命權將會因無法維持生計而面臨切實的損害風險。
4.居住環(huán)境
氣候變化導致基里巴斯人口向核心島嶼集中，人口愈發(fā)擁擠，洪水及海潮侵襲頻發(fā)。根據(jù)氣候?qū)＜乙庖?，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基里巴斯將在未?0至15年內(nèi)不宜居住，這也是申訴人認為氣候變化將造成可合理預見且切實損害風險的原因。新西蘭法院沒有認同這種氣候變化的“時間表”（time-frame），因此，委員會必須對氣候變化在特定期限內(nèi)的預期影響與生命權面臨的可合理預見風險之間的關系給出回答。委員會首先認定，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突發(fā)或漸發(fā)災害使居住環(huán)境惡化，這足以促使受此影響的個人進行跨境遷移，即成為尋求庇護的氣候移民。由于海平面上升，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海中，在這種極端的風險下，該國的居住和生存環(huán)境便可能與“有尊嚴的生命權”不相符合。對氣候移民而言，如果接收國不能通過積極的國內(nèi)或國際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所致風險，他們的《公約》生命權便會面臨損害風險。
委員會提出了解決氣候變化“時間表”的法律方法：即這種時間表表明損害風險是緊迫且可預見的，但它同時為成員國及國際社會采取因應措施提供了“窗口期”。在10至15年內(nèi)，基里巴斯政府可以在國際社會幫助之下采取“堅定”措施，以保護或必要時遷移其民眾。從現(xiàn)有信息看，基里巴斯政府已經(jīng)并正在采取適應措施（adaptive measures）緩解現(xiàn)有環(huán)境的脆弱性，增強抵御氣候變化風險的能力。委員會從兼具整體性及發(fā)展性的視角考察并最終否認了申訴人以居住環(huán)境惡化為理由的訴求：居住環(huán)境惡化給生命權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風險，但這種整體風險無法成為個人尋求庇護的充分理由；氣候變化對生命權造成的損害風險不是既成的事實，它是一個逐步展開但可逆的過程，這為成員國及國際社會采取適應措施的重要“窗口期”。
整體而言，委員會認為新西蘭法院對申訴人被遣返后面臨的風險進行了個體化評價，因而沒有侵犯申訴人的《公約》生命權。特別地，委員會考慮了氣候變化不斷演變的現(xiàn)實，它指出，成員國在未來審議氣候移民的案件時，應當考慮那時候受氣候變化影響之國家的現(xiàn)實情況，并考慮氣候變化及海平面上升之影響的最新數(shù)據(jù)。這種不尋常的表述有兩層隱含意思：一則呼應上述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努力具有發(fā)展性的闡述，二則呼應氣候移民請求《公約》保護的法律可能性，即雖然委員會在本案中出于事實考量否認了這種訴求，但它不排除未來此類法律訴求得到承認的可能性。
四、《公約》義務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的進步意義
（一）《公約》義務延伸的路徑與具體內(nèi)容
“泰提奧塔案”或直或曲地展示了《公約》義務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的法律路徑。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承認，在氣候變化與人權的復雜關系中，《公約》義務可能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個人基于氣候變化而要求獲得《公約》保護的路徑可能被“創(chuàng)造”出來，國內(nèi)判決無論如何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法院接著確認，為獲得《公約》下的法律保護，氣候移民須證明其基本人權在接受國面臨被侵害的風險，而這種風險須反映氣候變化背景下國家人權保護的缺失或無效，這間接指向下述結論，即國家應當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否則，氣候移民便可以基本人權面臨被侵害的風險，主張《公約》下受保護者地位。
相對于國內(nèi)法院的含蓄論理，委員會則更加清晰地確立了《公約》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以保護生命權的義務。首先，委員會認定，因遭受氣候變化之負面影響而從事跨境遷徙的個人，能夠取得《公約》之下的受害者地位，這等同于在一般的法律意義上承認了氣候移民的概念。其次，在論證氣候變化“時間表”與生命權的關系時，委員會認為，如果沒有積極的國內(nèi)或國際努力，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將會置個人生命權于遭受侵害的境地。考慮到某些國家氣候變化影響的嚴峻性，委員會特別指出，對于那些可能整體陷于水中的國家，盡管這樣的危險尚未發(fā)生，但這樣的生活狀態(tài)已經(jīng)與有尊嚴的生活不相容。換言之，基于成員國在《公約》第6條項下的義務，成員國應當采取國內(nèi)和國際的措施以應對氣候變化。進而，如果成員國沒有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那么，這便可能觸發(fā)成員國針對氣候移民的“不推回”義務。通過該表述，委員會近乎直接地宣示，成員國的《公約》義務應當延伸到氣候變化領域，并構成成員國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基礎。
通過探討《公約》義務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延伸，“泰提奧塔案”回應了氣候變化背景下發(fā)展國際法的重要問題。該案對國際人權法既有規(guī)則適用于氣候變化領域的路徑與條件進行了解讀，并通過主動的法理闡釋來彌合傳統(tǒng)規(guī)則與新興議題之間的間隙。委員會從《公約》生命權、環(huán)境人權及人權規(guī)則適用的一般法理出發(fā)，通過對具有彈性化內(nèi)涵的規(guī)則及其適用條件的解讀，確證了《公約》項下義務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的可能性。這種國際法發(fā)展的具體內(nèi)容體現(xiàn)為三點：第一“風險”的內(nèi)涵。氣候變化能夠?qū)€人造成不可挽回損害之切實風險，從而成為觸發(fā)“不推回”義務的充分理由。第二，生命權的內(nèi)涵。生命權包括獲得有尊嚴的生活的權利，對生命權的威脅不限于被施害者剝奪生命的情形，還包括因成員國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導致的生命威脅或危及生命的情形，而氣候變化可能構成此類威脅或情形。第三，成員國義務的性質(zhì)。成員國應當履行“積極義務”，采取積極的適應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委員會的法理闡釋創(chuàng)設了新的標準，以此為基礎，以氣候變化為理由的庇護申請將有機會得到承認，這將極大地推動氣候移民在國際人權法之下請求法律保護的實踐發(fā)展。
?。ǘ豆s》規(guī)則適用的范圍與共同責任
“泰提奧塔案”觸及氣候變化背景下人權規(guī)則的普遍適用，甚至域外適用問題。根據(jù)委員會的一般法理，《公約》規(guī)則應當普遍地適用于處于成員國領土上或者管轄范圍內(nèi)的個人。為確定氣候移民是否符合《公約》下“不推回”義務的條件，成員國須考察另一國（或地區(qū)）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個人生命權免遭侵害的現(xiàn)實狀況。這似乎意味著，《公約》義務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的同時，人權規(guī)則的適用過程似乎也擴展到領土或管轄范圍之外。這種不尋常法律安排在傳統(tǒng)的環(huán)境人權法理中是難以想象的，《公約》的規(guī)則適用須以處于成員國“權力或有效控制之下”為基礎，這種“權力或控制”的理解雖然具有靈活性，但跨境環(huán)境損害是否能夠被納入在內(nèi)是極其不確定的。有學者指出，至少在氣候變化導致被迫遷徙或剝奪生計的極端情形下，海島或低地居民可視為滿足這種控制的要求。氣候變化負面影響具有全球性，基于損害歸因、尊重自決權、履行國際合作義務等規(guī)范事由，《公約》適用呈現(xiàn)出突破屬地性的傾向。美洲間人權法院（IACtHR）的“環(huán)境與人權咨詢案”在區(qū)域人權公約層面確證了這種傾向，它指出，當跨境環(huán)境破壞或污染對《美洲人權公約》（ACHR）之下的人權造成損害時，且成員國的環(huán)境行為與損害之間具有因果聯(lián)系（causal link），那么權利遭受侵犯的個人便可被視為處于該成員國的管轄之下。委員會避開了對成員國是否應對氣候變化承擔國際責任的探討，但它卻從一種國際性甚或是全球性的視角解釋并適用《公約》，它要求成員國對庇護申請者在接收國遭受氣候變化的損害風險進行個體化的考察，并將接收國單獨或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以保護人權的一般狀況納入考察過程。
與之相關，“泰提奧塔案”也包含著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責任（shared responsibility）對人權法適用的規(guī)范意義。通過承認成員國在特定條件下接納和保護氣候移民的義務，《公約》為生命權面臨氣候變化所致之損害風險的個人提供了周全的法律保護，而這從側面反映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責任在人權法路徑下的規(guī)范意義。如“烏爾根達案”判決所指，UNFCCC宣示了氣候變化的全球性特征，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方案也應是共同的，即所有國家都應當履行其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這也與氣候變化背景下國家責任的一般法理相契合。為此，以其他國家未履行相應責任為由拒絕履行個別責任（partial responsibility）的抗辯必須被駁回，否則，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整體努力在法律上便不可預期，成員國應當履行應對氣候變化之共同責任中它們應承擔的部分（their part）。委員會在“泰提奧塔案”中要求氣候移民所在國與接收國各自履行其在《公約》下的義務，成員國個別義務構成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保護氣候移民人權之整體努力的必要組成部分，這是共同責任在人權法路徑下獲致規(guī)范意義的重要表現(xiàn)。
五、氣候變化與《公約》生命權法理闡釋的保守性
委員會在“泰提奧塔案”中的法理闡釋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保守性，這從側面反映了國際法的靜態(tài)（stasis）或保守的特征，國際法的既有規(guī)則往往滯后于現(xiàn)實調(diào)整需求的發(fā)展。新西蘭高等法院承認這種新現(xiàn)實映射于舊規(guī)則的間隙：氣候移民的訴求雖然新穎，但從確定的法律（well settled law）和國際社會現(xiàn)有關切看，遭受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不幸狀況本身并不會使個人獲得《公約》下的法律地位。當代世界，主權國家不允許人口任意地跨界流動，承認氣候移民的難民或受保護者地位意味著改變既有的國際法規(guī)則，而唯有主權國家才有權制定國際法規(guī)，雖然一再強調(diào)申訴人敗于證據(jù)不足而非法律所不允，但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對既有國際規(guī)則的適用和解釋卻甚為僵化，這顯示國際社會關于氣候移民人權保護的多邊規(guī)則及一般法理還處于缺位狀態(tài)。
?。ㄒ唬夂蜃兓w風險與個體風險的關系
委員會未能清晰地解決氣候變化所致整體風險與個體風險之間的矛盾問題。委員會一般法理指出，氣候變化構成對人類生命權的重大與緊迫威脅（整體風險），鑒于這種風險的整體性，在考量“不推回”義務之時，成員國應當考慮包括氣候移民接收國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及人權保護的一般狀況在內(nèi)的所有因素。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聲稱，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環(huán)境破壞乃是針對一國整體，而非特定個人之影響，即使最為同情和靈活的解釋，也無法將申訴人置于難民或人權公約之下。換言之，氣候變化所致整體風險與個人的基本人權所面臨的損害風險（個人風險）之間不存在任何法律層面的推演關系，難民或受保護者的法律地位必須嚴格確立在個人風險之上。由此，新西蘭法院堅持認為，個人風險必須由特定的施害者造成。對此，申訴人則主張，作為全球性議題，氣候變化是由全體國家所導致的，因而，間接施害者便可以滿足要求。就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而言，這種解讀無疑具有其合理性，不過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對此予以拒絕。委員會只是在考察暴力性土地沖突這一特定問題時指出，整體風險只有在具備足夠強度時，即個人面臨或可能被卷入特定暴力情形時，個人風險才能被確證。暫不論這種風險的證明標準是否合理，委員會并沒有對整體風險與個體風險的關系、兩者潛在的矛盾及其在規(guī)則適用中的意義作出論述。委員會要求成員國在考慮整體風險的基礎上，對個人風險及保護需求作出個體化的評價，但對于整體風險在個體化評價中的作用或意義，委員會則是只字未提。
?。ǘ┇@得“有尊嚴生活”的涵義
委員會對生命權內(nèi)涵的解讀存在矛盾。新西蘭司法機構將生命權的核心內(nèi)涵理解為避免“被任意剝奪生命”，在此基礎上兼顧國家的積極義務，因此，它的論理主要圍繞確認是否存在“被任意剝奪生命”的風險展開。委員會似乎認可了這種解讀。然而，委員會在早先的“波蒂略案”中對生命權內(nèi)涵的解讀則完全避開了“任意剝奪生命”的內(nèi)容，相反，它的關注點在于積極義務，它要求成員國采取合理措施應對威脅生命權或阻礙個人獲得有尊嚴生活的社會一般狀態(tài)（general conditions）。顯然，委員會在前后兩個來文意見中對生命權核心內(nèi)涵的解讀是不一致的。
委員會對“有尊嚴生活”認定標準的把握并不合理。委員會的一般法理指出，生命權的完整內(nèi)涵包括個人獲得有尊嚴生活以及免于遭受非自然或過早死亡之行為或過失的權利。它從整體風險的角度指出，對于面臨被浸沒風險之國家（如基里巴斯）的國民，其生存狀況與居住環(huán)境與有尊嚴生活是不相符的。但接下來，對于氣候變化導致的淡水危機及生計困難，委員會分別以缺乏充分證據(jù)及存在可替代手段為由，否認此類事實構成對有尊嚴生活的威脅。這種觀點實際上認同了新西蘭上訴法院的立場，即根據(jù)現(xiàn)有信息，申訴人及其家庭被遣返后面臨的風險沒有如此的嚴重，他將能夠重新開始其之前的有尊嚴生活。
委員會不同意見對有尊嚴生活的狹隘理解及過高的風險評判門檻提出了激烈批評，鄧肯·穆胡姆扎（Duncan LMuhumuza）委員指出，申訴人獲取飲用水和繼續(xù)依靠農(nóng)業(yè)為生的顯著困難便足以剝奪有尊嚴生活。他質(zhì)疑道，難道必須出現(xiàn)頻繁和眾多的死亡，生命權面臨嚴重損害風險的門檻才能被滿足嗎？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能夠重操舊業(yè)顯然不等同于有尊嚴生活。委員會在本案中對有尊嚴生活的理解是違反常識的（counter intuitive），它沒有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情形給予足夠考量，因此設定了極高且不合理的、甚至無法達到的（unreachable）標準。
?。ㄈ夂蜃兓瘬p害風險的證明責任
針對氣候變化所致?lián)p害威脅之風險的證明，委員會所采納的證明責任不合理，且與其在環(huán)境人權法理中的相關闡釋大相徑庭。在承認氣候變化與生命權之規(guī)范關系的同時，加重申訴人舉證責任的做法幾乎使氣候移民完全喪失尋求《公約》保護的機會。作為委員會有關證據(jù)規(guī)則的一般法理，環(huán)境破壞或污染的證明責任不應當由申訴者獨自承擔，因為成員國與申訴人在取得證據(jù)方面的能力往往極不相稱，常有的情形是成員國獨自壟斷必要的信息，在這種成員國獨自掌握（或應當掌握）相關證據(jù)的情況下，如果它不提供充分、合理的證據(jù)與解釋來反駁申訴人的主張，那么委員會便會采納有利于申訴人的主張。
本案中的情形則完全相反，雖然申訴人提出了諸多成員國不曾反對的證據(jù)，委員會仍舊以信息或證據(jù)不充分為由予以拒絕。鄧肯委員指出，委員會對申訴人施加了不合理的證明責任，它要求申訴人充分證明生命權所面臨的風險，這有違“以人為本”的（human sensitive approach）人權問題考察路徑。瓦西爾卡·桑辛（Vasilka Sancin）委員也對這種“顛倒”的舉證責任進行了批評，他指出，成員國及委員會并未考察可取得之水源是否屬于安全的飲用水，而顯然水源安全性的證明責任不應該由個人承擔，而是應由成員國來證明，這是成員國采取積極措施履行《公約》義務所要求的。
?。ㄋ模夂蜃兓m應措施的有效性
委員會在“泰提奧塔案”中完全沒有考察氣候變化適應措施的有效性問題。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委員會聚焦成員國“是否”采取了適應政策或措施，它無意關注其現(xiàn)實執(zhí)行的有效性問題，也是在這層意思上，委員會認為基里巴斯將能夠采取“堅定的”措施。第二，委員會繼而將適應措施是否存在的現(xiàn)實認知與生命權是否得到保護的法律判斷相等同。在關于氣候變化“時間表”的論述中，委員會承認氣候變化的威脅是緊迫的，但它認為尚存在采取措施的“窗口期”，并以此為由否認了居住環(huán)境惡化對生命權造成損害風險的訴求。委員會認為，基里巴斯正在且將繼續(xù)采取適應措施，并可以在必要時遷移其民眾。在委員會看來，這種適應措施及遷移民眾的方案在最終意義上是有效的。
根據(jù)委員會的一般法理，為保護生命權免受環(huán)境破壞或污染的侵害，成員國應當履行積極義務，這具體表現(xiàn)為“積極措施”。積極措施首先是一種性質(zhì)或方向的表達，它與防止非法、任意干涉或介入的傳統(tǒng)理解相對，本身并未包含有效性方面的要求。不過，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措施正在被賦予有效性方面的意義。在“烏爾根達案”中，荷蘭最高法院指出，《歐洲人權公約》成員國應當履行積極義務以保護個人的生命權與生活權。為此，成員國應當采取“合理且適當”之措施，保護個人所處之環(huán)境免遭嚴重破壞。成員國的積極義務既包括適應措施，也包括減緩措施。盡量兩類措施是互相補充的，但徒有適應措施，無法阻止過度氣候變暖造成潛在災難性影響的趨勢，已經(jīng)采取適應措施的事實絲毫不能減少成員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義務。這種表述可以被視為對氣候變化背景下積極措施的類型和效果提出了要求，同時也是對積極義務本質(zhì)的更為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六、結語
“泰提奧塔案”觸及發(fā)展國際法的重要問題，即國際法應如何演進地回應氣候變化這一新興議題所提出的規(guī)范需求。“泰提奧塔案”間接地確認了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公約》義務，針對氣候移民履行“不推回”義務的法律條件則是被清晰地梳理出來。無論是國內(nèi)司法機構，還是委員會，實際上均承認遭受氣候移民在《公約》下尋求法律保護的可能性。委員會對氣候變化與人權規(guī)范聯(lián)系的論述更趨積極，它擺脫了沿循消極義務闡釋生命權的傳統(tǒng)路徑，將氣候變化納入生命權的完整內(nèi)涵中加以探討，闡明了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義務。當然，囿于國際法發(fā)展階段的局限，委員會的法理闡釋顯示出了保守特征。委員會在前后來文意見中對生命權內(nèi)涵的把握不一致，尤其是在對“有尊嚴生活”標準的掌握上，委員會采取了極為保守的立場。對于氣候變化所致?lián)p害風險的整體性與個體性的關系，委員會的前后觀點凸顯矛盾，它一方面強調(diào)氣候變化對生命權之整體造成了緊迫風險，另一方面又在特定情形中極力挖掘風險的個體特征。在損害風險的證明方面，委員會對申訴人施加了不合理的舉證責任，這與委員會在稍早前的規(guī)則闡釋是相悖的。至于《公約》下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義務是否會延伸到有效性層面，還有待委員會對一般法理的發(fā)展。
?。ɡ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后研究人員。）
關鍵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氣候變化 氣候移民 “不推回”義務 生命權
一、應對氣候變化的人權法路徑及其不確定性
氣候變化與人權的關系是國際社會當前關注的熱點議題。《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指出，全球氣候變化及其負面影響是全人類的關切，氣候變化造成了物質(zhì)環(huán)境及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改變，而這種改變給自然及人造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構成、適應能力、生產(chǎn)力，或社會經(jīng)濟系統(tǒng)的運作，抑或人類健康與福祉造成了損害性影響。從人權法層面看，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和福祉的損害性影響給基本人權的享有并實現(xiàn)造成了障礙。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署（UNEP）在《氣候變化與人權》（2015）報告中指出，氣候變化是對當代人權最大的威脅之一，由氣候變化引發(fā)的突發(fā)或漸發(fā)的環(huán)境破壞或自然災害，對世界范圍內(nèi)人民的生命、健康、食物及居住等人權造成了嚴重威脅。鑒于氣候變化與人權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氣候變化與人權兩類獨立的法律體系呈現(xiàn)融合的趨勢，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進程也相應地在氣候變化法與人權法雙重路徑下展開。如《巴黎協(xié)定》所顯示，一方面，通過全球或區(qū)域?qū)用娴膰H合作，國家承擔在碳排放、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采取約定政策或措施的國際義務，以期通過協(xié)同的努力有效地減緩氣候變化；另一方面，在氣候變化背景下，履行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義務逐步成為應對氣候變化之整體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雙重路徑下的法律進程形成了復合式的法律規(guī)則體系，國家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逐步具有了多樣化的規(guī)范基礎，這本質(zhì)上反映著國際法在特定議題上所呈現(xiàn)出的法律多元主義傾向。換言之，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義務及其發(fā)展不僅根源于國際社會一致行動的現(xiàn)實需求，也來源于一種人權的道德考量；不僅基于專門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法，也基于尊重、保護和促進人權的國際法；不僅規(guī)定于國際法，也可能規(guī)定于國內(nèi)法。相較而言，在人權法路徑下，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與法理還處于相當不確定的狀態(tài)，這種不確定狀態(tài)表現(xiàn)為互為一體的兩個面向：一為義務面向，以人權法為基礎的義務產(chǎn)生機制尚不明確，即接受國際人權法拘束的國家是否及如何因此而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以及此類義務的形式及范圍；二為權利面向，既有人權適用于氣候變化領域的規(guī)范路徑尚不明確，即個人是否及如何依據(jù)既有國際法、國內(nèi)法所載之人權，主張其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的利益或受保護的法律地。近年來，國際社會關于氣候變化與人權關系的法理研究和規(guī)范實踐取得了突出進展。
在義務面向上，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及其法理在國際或區(qū)域人權公約框架下得到了初步的確認。聯(lián)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或稱“委員會”）在關于生命權的一般性意見（2018年）中，首次闡述了氣候變化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ICCPR或《公約》）第6條項下生命權的一般關系，它指出，環(huán)境損害、氣候變化以及非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構成對人類享有生命權之能力的最為緊迫、嚴重的威脅。因此，成員國應當履行尊重和保護生命權，尤其是個人獲得“有尊嚴生活”（a life with dignity）的義務。2019年，委員會第一次在成員國定期報告審議中對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人權義務作出論述，它要求成員國在自然資源可持續(xù)使用、環(huán)境污染防治等領域采取措施，以保護人們免于氣候變化以及自然災害的負面影響，尤其是那些最為脆弱的群體。2019年底，荷蘭最高法院在“烏爾根達案”（Urgenda）終審判決中認定，氣候變化對國民的生命與生活造成了切實且緊迫的威脅，依據(jù)《歐洲人權公約》（ECHR）第2條（生命權）及第8條（個人及家庭生活權），成員國有義務采取減排及適應措施，以應對氣候變化對人權造成的切實威脅。
在權利面向上，遭受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個人依據(jù)國際人權法尋求法律保護的權利及法理正在得到確立。以人權法為基礎的國內(nèi)氣候變化訴訟理論相當激進，因果聯(lián)系的證明、損害的歸因、人權的“域外適用”等訴訟障礙被逐步地突破。例如，荷蘭最高法院在“烏爾根達案”中指出，為充分保護遭受氣候變化之威脅的權利，應承認個人針對《歐洲人權公約》成員國援引此類權利及引發(fā)國家責任的可能性，這也是保證個人得到充分救濟之權利的邏輯結論。該案似乎提供了清晰的法律路徑，即為保護人權免受氣候變化之持續(xù)侵害，個人可以依托區(qū)域人權公約在國內(nèi)提起“氣候變化之訴”。在國際人權公約層面，這種“賦權”的實踐也在逐漸推進。例如，2019年9月，夏奇拉·薩奇（Chiara Sacchi）等向聯(lián)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委員會（CRC）提交個人來文，要求確認包括《兒童權利公約》成員國在內(nèi)的所有國家引發(fā)和延續(xù)著氣候危機，侵害了申訴人在該公約項下的人權，成員國應當履行采取措施防止氣候變化、參與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適用預防性原則等公約義務。2020年初，聯(lián)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泰提奧塔案”（Ioane Teitiota v New Zealand）中做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裁決”，第一次確認氣候移民獲得《公約》保護的法律可能性，成員國遣返氣候移民的行為有可能侵犯個人在《公約》第6條項下的生命權，成員國依據(jù)《公約》所載之人權義務應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氣候變化。
隨著氣候變化及其負面影響的加劇，通過跨境遷徙應對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現(xiàn)象愈加頻繁。氣候移民的人權保護是人權法路徑下義務面向與權利面向的一個交匯點，它包含三個漸次遞進的論點：（1）氣候移民的法律地位，即移民是否能夠以遭受氣候變化之負面影響為充分理由，請求并獲得國際人權法之下的法律保護；（2）在國際人權公約之下，成員國是否應承擔保護氣候移民不被“推回”至氣候變化之危險境地的義務。換言之，該論點本質(zhì)上涉及國際法是否承認跨境遷徙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合法手段；（3）在國際人權公約之下，為尊重和確保既有人權的享有與實現(xiàn)，成員國是否應承擔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義務。本文旨在透過“泰提奧塔案”，探討委員會回應上述三個論點的說理，分析委員會所闡述法理的進步意義與保守特征。
二、《公約》語境下氣候移民的法律地位
氣候移民在國際法及國內(nèi)法層面的法律地位還處于不確定的狀態(tài)。“泰提奧塔案”申訴人為身處新西蘭的基里巴斯國民。申訴人聲稱，全球氣候變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使其所居海島的社會及環(huán)境狀況不斷惡化，這主要體現(xiàn)為暴力性的土地糾紛、淡水資源短缺、因耕地減少導致的生計困難以及居住環(huán)境惡化。在面臨遣返時，申訴人以遭受氣候變化之負面影響為由申請庇護。新西蘭國內(nèi)司法程序主要考察氣候移民是否因符合《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1951）》（下稱《難民公約》）或《公約》的規(guī)定而具有國內(nèi)法上的難民或被保護者地位。委員會為決定個人來文的可受理性，須首先判定申訴人是否屬于《公約》語境下的受害者。
?。ㄒ唬╇y民：氣候變化是否可能導致“迫害”
難民畏懼于迫害的風險而選擇在國籍國或居住地國之外尋求庇護，這反映了客觀上遭受迫害（persecution）的狀態(tài)及其所導致的主觀上的受迫性。新西蘭移民與保護法庭（NZIPT）認為，在移民的涵義圖譜中，難民所屬的遷移偏向受迫一端，而申訴人所稱的氣候移民則是為躲避環(huán)境變化而自愿作出的“適應性遷徙”。言外之意，氣候移民與難民在受迫性方面存在本質(zhì)差別。新西蘭高等法院否認了從社會學角度對難民概念的擴大解讀，它指出，面臨迫害的風險是難民應具備的客觀要素。法律上的迫害指對核心人權持續(xù)且系統(tǒng)的侵害，它反映著國家保護的缺失。為獲得難民地位，氣候移民必須證明其核心人權面臨被侵害的切實可能性，而這種侵害表現(xiàn)為國家疏于履行包括《公約》在內(nèi)的國際人權公約所載的人權保護義務。
氣候變化可能導致核心人權面臨持續(xù)且系統(tǒng)的侵害，但它的確證必須以個體化的證明為前提。NZIPT認為，氣候變化所導致的自然災害或環(huán)境破壞是無差別分布的，它并不歧視性地針對具有某種認同或歸屬的個人。但是，氣候變化與人類脆弱性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它可能引發(fā)秩序混亂、沖突或人口遷移，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也可能被政治化，正是在這種復雜的社會狀態(tài)下，存在著核心人權面臨持續(xù)且系統(tǒng)侵害的可能性。申訴人面臨的環(huán)境狀況并非如此的危險，以至于他的基本人權會受到緊迫的威脅，或者他無法重新開始原先的有尊嚴生活。申訴人沒有證明個人在國際人權公約下的生命、健康、生活、居住等基本人權遭到了差別或歧視性的影響，也沒有信息表明基里巴斯政府失于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新西蘭法院強調(diào)，之所以否認申訴人的難民地位，“并非原則所不允，乃是事實問題”。換言之，氣候變化在法律上可能成為個人獲得難民地位的合法理由，但個人必須證明，氣候變化造成了差別或歧視性的影響，以至于個人的基本人權可能遭受持續(xù)且系統(tǒng)的侵害。
（二）被保護者：氣候變化是否可能構成任意地剝奪生命
氣候移民可能被認定為《公約》項下的“被保護者”（a protected person）。依據(jù)《新西蘭移民》法案，庇護申請人如有“充分理由”使人相信，他或她在被遣返回接收國后，將會面臨被“任意剝奪生命”的危險，申請人將可能獲得被保護者的法律地位。新西蘭國內(nèi)法對于任意地剝奪生命的內(nèi)涵沒有規(guī)定，但可以明確的是，并非所有針對生命的威脅都具有“任意地剝奪”的性質(zhì)。
任意地剝奪生命的法律解釋與《公約》項下生命權內(nèi)涵的解讀相關。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參考了委員會關于生命權一般性意見。它指出，生命權內(nèi)涵不應做限制性的解讀，它不僅意指國家避免任意地剝奪生命，也包含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保護生命免受侵害或剝奪的意思。依循該邏輯，保護生命權至少還意味著，成員國應當通過采取有計劃的措施，提供個人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基本條件（basic necessities）。為此，當自然災害或環(huán)境破壞對生命權的享有造成威脅時，疏于或怠于采取保護措施便可能構成對《公約》義務的違反。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為獲得被保護人的法律地位，庇護申請人應當證明《公約》成員國沒有積極采取防范與保護措施，以至于他們的生命權將會面臨緊迫的風險。
風險緊迫性（imminence）并非要求申訴人的生命面臨即時的威脅，申訴人須提供足夠的證據(jù)使人有充分理由相信，氣候變化及其負面影響將可能將其生命置于危險中，而這要超越單純的推測或猜想。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認為，基里巴斯在國際和國內(nèi)層面采取了有計劃的措施，以應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海平面上漲和其他自然災害在廣義上可以被認為是緊迫的威脅，但即便如此，申訴人沒有提出充分理由使人相信，他將因氣候變化而面臨被任意剝奪生命的風險。因此，申訴人無法獲得新西蘭國內(nèi)法依《公約》所規(guī)定的被保護人地位。
（三）受害者：氣候變化是否導致基本人權的損害風險
泰提奧塔的庇護申請被拒絕后，申訴人向委員會提交了個人來文，要求委員會認定新西蘭的遣返行為侵犯了其在《公約》第6條項下的生命權。根據(jù)《公約》附加議定書的規(guī)定，唯有《公約》“受害者”方可向委員會提交個人訴求。為決定本案的可受理性，委員會必須首先考察遭受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個人是否具有這種受害者的地位。委員會依據(jù)其一般法理指出，受害者必須受到成員國在立法、司法或行政等方面的行為或過失的切實影響（actually affected）。這種影響的判斷具有一定靈活空間，但無論如何，申訴人須證明，成員國行為或過失對其享有《公約》人權造成了緊迫的損害風險。特別地，如果成員國的行為或過失并非具體地針對個人，申訴人須證明，這種損害風險超越理論上的可能性，以至于已經(jīng)或者將會構成對個人權利的緊迫威脅。
在考察申訴人是否具有受害者地位時，委員會雖然意在判定遣返行為所致危險的緊迫性，但它不得不著重分析申訴人在接收國可能遭遇氣候變化所致危險的緊迫性。在此基礎上，它方可對此種風險是否“切實”做出判斷。委員會認為，因為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及其導致的土地資源的侵蝕，申訴人在基里巴斯可能遭遇水資源短缺、失業(yè)及土地爭端等真實的困境，因而，新西蘭的遣返將可能使申訴人的生命權面臨切實的損害風險。因此，申訴人屬于《公約》附加議定書項下的受害者。
三、氣候變化與《公約》生命權的關系及其個體化評價
《公約》語境下，成員國是否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有賴于委員會對《公約》生命權的內(nèi)涵以及氣候變化與生命權關系的法理闡釋。成員國是否對氣候移民承擔《公約》下的“不推回”（non refoulment）義務，則需要考察氣候變化對生命權所致威脅的特征及其法律意義。人權法路徑下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與“不推回”義務是相輔相成的，前者的缺失或違反是觸發(fā)后者的前提條件，而后者則以對前者的確證為基礎。
（一）氣候變化與成員國“不推回”義務
1.氣候變化可能對個人生命權構成威脅
根據(jù)委員會第36號一般性意見，生命權也包括個人享受有尊嚴生活以及免于遭受因行為或過失所導致之死亡的權利。生命權的內(nèi)涵不限于防止或避免個人被任意地剝奪生命，狹義的解釋無法妥當?shù)卣故旧鼨嗉皣曳e極作為義務的全貌（full concept）。對生命權的侵犯不必然導致生命的喪失，完整的生命權不僅包括生命的保全，也包括對有尊嚴生活的維護與供給。因此，成員國在《公約》之下尊重和保護生命權的義務擴展到采取積極措施，防止或減輕可合理預見之威脅（reasonably foreseeable threats）以及其他直接威脅生命的情形。就氣候變化而言，氣候變化、環(huán)境破壞以及非可持續(xù)發(fā)展構成對當代人及未來世代之生命權最為緊迫和嚴重的威脅。在2019年的Portillo v Paraguay來文意見中，委員會采納了上述對生命權涵義的“擴張解釋”，以此為基礎確認了環(huán)境破壞或污染可能構成對生命權的侵犯。鑒于氣候變化構成對人類整體之生命權的重要威脅，個人的生命權也可能因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環(huán)境破壞而遭到侵犯。
2. 成員國對氣候移民可能承擔“不推回”義務
《公約》權利的享有不應當局限于成員國本國居民，而必須適用于在其境內(nèi)或處于其管轄權之下的所有人。個人如果擁有充分理由使人相信，其被遣返、引渡、驅(qū)逐或以其他形式被迫離開該國后，他或她將面臨不可挽回之生命損害的危險（risk of irreparable harm），則成員會應當承擔不將該人推回至此等危險境地的義務。當然，由于被保護對象不限于難民，成員國在《公約》第2條項下的“不推回”義務在適用范圍上要廣于《難民公約》的規(guī)定。為履行“不推回”義務，對于聲稱生命權面臨切實威脅之風險的庇護申請者，成員國應當建立有關尋求難民或其他個人、團體之法律地位的審查機制，從而為他們提供充分的個體化（individualized）評價。
為觸發(fā)成員國的“不推回”義務，庇護申請者須提供面臨不可挽回之損害風險的充分理由。除極端情形外，這種風險的充分理由須是個人的，它不能僅僅從接收國的一般社會狀況中推斷得出，成員國對此類理由擁有裁量和決定權。氣候移民是否有權主張成員國的“不推回”義務主要取決于兩方面：第一，氣候移民的生命權是否因氣候變化面臨不可挽回之損害的切實風險；第二，成員國是否針對訴求提供了個人化的審查，以及審查與決定過程是否存在明顯的任意、錯誤或不公。委員會認可氣候變化與生命權的一般關系，但氣候移民是否可以獲得《公約》項下的保護，則取決于他們能否證明，因氣候變化及其所導致的自然災害或環(huán)境破壞，使得個人生命權面臨著緊迫的損害風險。
?。ǘ夂蜃兓c生命權關系的個體化評價
委員會對申訴人生命權面臨的損害風險進行了逐項分析，以確定各類損害風險是否具有個人的、切實的及可合理預見的特征。針對不同的損害風險，委員會選擇了不同的判定標準進行考察。
1.社會沖突
氣候變化導致基里巴斯宜居土地不斷減少，這引發(fā)了造成傷亡的暴力土地糾紛。委員會指出，社會的一般暴力狀態(tài)只有在達到足夠強度的極端情況下，生命權才會面臨遭受不可挽回之損害的風險，即被迫返回接受國后個人將會直接面臨此類暴力糾紛，或者個人就是特定土地糾紛的當事方，在此情況下，生命權才會面臨遭到損害的切實（real）風險。本案中，雖然氣候變化的確導致基里巴斯出現(xiàn)了零星分布的暴力土地糾紛，但這甚至不足以構成一般性質(zhì)的社會沖突，而且，申訴人沒有被“特定化”地卷入任何此類糾紛中，既有的土地紛爭是當?shù)鼐用穸伎赡苊鎸Φ娘L險。另外，沒有證據(jù)顯示基里巴斯政府對此類社會沖突失于應對。因此，生命權所面臨的此類風險不符合個人、切實的標準，也就不符合可合理預見的標準。
2.淡水危機
由于海平面上升，咸水入侵導致淡水層縮減，這極大地損害了當?shù)鼐用瘾@取淡水資源的途徑，基里巴斯核心島嶼多數(shù)居民必須通過政府配給獲取淡水。淡水資源的減少及配給制度增加了生活難度，但申訴人沒有提出足夠證據(jù)，證明淡水是不可獲取、不充足或不安全的（淡水危機），以至于將會對申訴人的健康產(chǎn)生可合理預見的威脅，且這種威脅將阻礙他獲得有尊嚴生活，或造成他的非正常死亡。也就是說，委員會主要從證據(jù)或科學的層面考察了淡水危機是否能夠?qū)ι鼨嘣斐汕袑嵉耐{。申訴人缺乏證據(jù)證明淡水不可獲取、極度不充足或不安全，且這種危機威脅到了其生命權，在此背景下，淡水危機所導致的風險難稱切實。
3.謀生手段
氣候變化使得島嶼土地鹽堿化，可耕種土地減少。申訴人聲稱，土地狀況的惡化導致作物很難生長，這將會剝奪他的謀生手段。新西蘭在評價該信息時指出，作物生長困難不等于無法生長，委員會則將視角轉向謀生手段的可替代性上。委員會承認，由于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某些地區(qū)的居民缺乏有效的可替代謀生手段，這容易使其陷入高度的風險中。但是，申訴人并未提供任何有關可替代就業(yè)或人道主義救濟的信息，因此，委員會不能斷定申訴人被遣返后將會陷入窮困、失業(yè)或饑餓等困境中，因而，也就無法認定申訴人的生命權是否面臨可合理預期的損害風險。換言之，委員會主要從可合理預期的角度進行考察，由于可能存在替代性的謀生手段，故而無法合理地預期到申訴人的生命權將會因無法維持生計而面臨切實的損害風險。
4.居住環(huán)境
氣候變化導致基里巴斯人口向核心島嶼集中，人口愈發(fā)擁擠，洪水及海潮侵襲頻發(fā)。根據(jù)氣候?qū)＜乙庖?，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基里巴斯將在未?0至15年內(nèi)不宜居住，這也是申訴人認為氣候變化將造成可合理預見且切實損害風險的原因。新西蘭法院沒有認同這種氣候變化的“時間表”（time-frame），因此，委員會必須對氣候變化在特定期限內(nèi)的預期影響與生命權面臨的可合理預見風險之間的關系給出回答。委員會首先認定，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突發(fā)或漸發(fā)災害使居住環(huán)境惡化，這足以促使受此影響的個人進行跨境遷移，即成為尋求庇護的氣候移民。由于海平面上升，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海中，在這種極端的風險下，該國的居住和生存環(huán)境便可能與“有尊嚴的生命權”不相符合。對氣候移民而言，如果接收國不能通過積極的國內(nèi)或國際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所致風險，他們的《公約》生命權便會面臨損害風險。
委員會提出了解決氣候變化“時間表”的法律方法：即這種時間表表明損害風險是緊迫且可預見的，但它同時為成員國及國際社會采取因應措施提供了“窗口期”。在10至15年內(nèi)，基里巴斯政府可以在國際社會幫助之下采取“堅定”措施，以保護或必要時遷移其民眾。從現(xiàn)有信息看，基里巴斯政府已經(jīng)并正在采取適應措施（adaptive measures）緩解現(xiàn)有環(huán)境的脆弱性，增強抵御氣候變化風險的能力。委員會從兼具整體性及發(fā)展性的視角考察并最終否認了申訴人以居住環(huán)境惡化為理由的訴求：居住環(huán)境惡化給生命權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風險，但這種整體風險無法成為個人尋求庇護的充分理由；氣候變化對生命權造成的損害風險不是既成的事實，它是一個逐步展開但可逆的過程，這為成員國及國際社會采取適應措施的重要“窗口期”。
整體而言，委員會認為新西蘭法院對申訴人被遣返后面臨的風險進行了個體化評價，因而沒有侵犯申訴人的《公約》生命權。特別地，委員會考慮了氣候變化不斷演變的現(xiàn)實，它指出，成員國在未來審議氣候移民的案件時，應當考慮那時候受氣候變化影響之國家的現(xiàn)實情況，并考慮氣候變化及海平面上升之影響的最新數(shù)據(jù)。這種不尋常的表述有兩層隱含意思：一則呼應上述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努力具有發(fā)展性的闡述，二則呼應氣候移民請求《公約》保護的法律可能性，即雖然委員會在本案中出于事實考量否認了這種訴求，但它不排除未來此類法律訴求得到承認的可能性。
四、《公約》義務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的進步意義
（一）《公約》義務延伸的路徑與具體內(nèi)容
“泰提奧塔案”或直或曲地展示了《公約》義務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的法律路徑。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承認，在氣候變化與人權的復雜關系中，《公約》義務可能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個人基于氣候變化而要求獲得《公約》保護的路徑可能被“創(chuàng)造”出來，國內(nèi)判決無論如何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法院接著確認，為獲得《公約》下的法律保護，氣候移民須證明其基本人權在接受國面臨被侵害的風險，而這種風險須反映氣候變化背景下國家人權保護的缺失或無效，這間接指向下述結論，即國家應當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否則，氣候移民便可以基本人權面臨被侵害的風險，主張《公約》下受保護者地位。
相對于國內(nèi)法院的含蓄論理，委員會則更加清晰地確立了《公約》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以保護生命權的義務。首先，委員會認定，因遭受氣候變化之負面影響而從事跨境遷徙的個人，能夠取得《公約》之下的受害者地位，這等同于在一般的法律意義上承認了氣候移民的概念。其次，在論證氣候變化“時間表”與生命權的關系時，委員會認為，如果沒有積極的國內(nèi)或國際努力，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將會置個人生命權于遭受侵害的境地。考慮到某些國家氣候變化影響的嚴峻性，委員會特別指出，對于那些可能整體陷于水中的國家，盡管這樣的危險尚未發(fā)生，但這樣的生活狀態(tài)已經(jīng)與有尊嚴的生活不相容。換言之，基于成員國在《公約》第6條項下的義務，成員國應當采取國內(nèi)和國際的措施以應對氣候變化。進而，如果成員國沒有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那么，這便可能觸發(fā)成員國針對氣候移民的“不推回”義務。通過該表述，委員會近乎直接地宣示，成員國的《公約》義務應當延伸到氣候變化領域，并構成成員國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基礎。
通過探討《公約》義務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延伸，“泰提奧塔案”回應了氣候變化背景下發(fā)展國際法的重要問題。該案對國際人權法既有規(guī)則適用于氣候變化領域的路徑與條件進行了解讀，并通過主動的法理闡釋來彌合傳統(tǒng)規(guī)則與新興議題之間的間隙。委員會從《公約》生命權、環(huán)境人權及人權規(guī)則適用的一般法理出發(fā)，通過對具有彈性化內(nèi)涵的規(guī)則及其適用條件的解讀，確證了《公約》項下義務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的可能性。這種國際法發(fā)展的具體內(nèi)容體現(xiàn)為三點：第一“風險”的內(nèi)涵。氣候變化能夠?qū)€人造成不可挽回損害之切實風險，從而成為觸發(fā)“不推回”義務的充分理由。第二，生命權的內(nèi)涵。生命權包括獲得有尊嚴的生活的權利，對生命權的威脅不限于被施害者剝奪生命的情形，還包括因成員國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導致的生命威脅或危及生命的情形，而氣候變化可能構成此類威脅或情形。第三，成員國義務的性質(zhì)。成員國應當履行“積極義務”，采取積極的適應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委員會的法理闡釋創(chuàng)設了新的標準，以此為基礎，以氣候變化為理由的庇護申請將有機會得到承認，這將極大地推動氣候移民在國際人權法之下請求法律保護的實踐發(fā)展。
?。ǘ豆s》規(guī)則適用的范圍與共同責任
“泰提奧塔案”觸及氣候變化背景下人權規(guī)則的普遍適用，甚至域外適用問題。根據(jù)委員會的一般法理，《公約》規(guī)則應當普遍地適用于處于成員國領土上或者管轄范圍內(nèi)的個人。為確定氣候移民是否符合《公約》下“不推回”義務的條件，成員國須考察另一國（或地區(qū)）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個人生命權免遭侵害的現(xiàn)實狀況。這似乎意味著，《公約》義務延伸至氣候變化領域的同時，人權規(guī)則的適用過程似乎也擴展到領土或管轄范圍之外。這種不尋常法律安排在傳統(tǒng)的環(huán)境人權法理中是難以想象的，《公約》的規(guī)則適用須以處于成員國“權力或有效控制之下”為基礎，這種“權力或控制”的理解雖然具有靈活性，但跨境環(huán)境損害是否能夠被納入在內(nèi)是極其不確定的。有學者指出，至少在氣候變化導致被迫遷徙或剝奪生計的極端情形下，海島或低地居民可視為滿足這種控制的要求。氣候變化負面影響具有全球性，基于損害歸因、尊重自決權、履行國際合作義務等規(guī)范事由，《公約》適用呈現(xiàn)出突破屬地性的傾向。美洲間人權法院（IACtHR）的“環(huán)境與人權咨詢案”在區(qū)域人權公約層面確證了這種傾向，它指出，當跨境環(huán)境破壞或污染對《美洲人權公約》（ACHR）之下的人權造成損害時，且成員國的環(huán)境行為與損害之間具有因果聯(lián)系（causal link），那么權利遭受侵犯的個人便可被視為處于該成員國的管轄之下。委員會避開了對成員國是否應對氣候變化承擔國際責任的探討，但它卻從一種國際性甚或是全球性的視角解釋并適用《公約》，它要求成員國對庇護申請者在接收國遭受氣候變化的損害風險進行個體化的考察，并將接收國單獨或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以保護人權的一般狀況納入考察過程。
與之相關，“泰提奧塔案”也包含著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責任（shared responsibility）對人權法適用的規(guī)范意義。通過承認成員國在特定條件下接納和保護氣候移民的義務，《公約》為生命權面臨氣候變化所致之損害風險的個人提供了周全的法律保護，而這從側面反映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責任在人權法路徑下的規(guī)范意義。如“烏爾根達案”判決所指，UNFCCC宣示了氣候變化的全球性特征，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方案也應是共同的，即所有國家都應當履行其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這也與氣候變化背景下國家責任的一般法理相契合。為此，以其他國家未履行相應責任為由拒絕履行個別責任（partial responsibility）的抗辯必須被駁回，否則，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整體努力在法律上便不可預期，成員國應當履行應對氣候變化之共同責任中它們應承擔的部分（their part）。委員會在“泰提奧塔案”中要求氣候移民所在國與接收國各自履行其在《公約》下的義務，成員國個別義務構成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保護氣候移民人權之整體努力的必要組成部分，這是共同責任在人權法路徑下獲致規(guī)范意義的重要表現(xiàn)。
五、氣候變化與《公約》生命權法理闡釋的保守性
委員會在“泰提奧塔案”中的法理闡釋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保守性，這從側面反映了國際法的靜態(tài)（stasis）或保守的特征，國際法的既有規(guī)則往往滯后于現(xiàn)實調(diào)整需求的發(fā)展。新西蘭高等法院承認這種新現(xiàn)實映射于舊規(guī)則的間隙：氣候移民的訴求雖然新穎，但從確定的法律（well settled law）和國際社會現(xiàn)有關切看，遭受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不幸狀況本身并不會使個人獲得《公約》下的法律地位。當代世界，主權國家不允許人口任意地跨界流動，承認氣候移民的難民或受保護者地位意味著改變既有的國際法規(guī)則，而唯有主權國家才有權制定國際法規(guī)，雖然一再強調(diào)申訴人敗于證據(jù)不足而非法律所不允，但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對既有國際規(guī)則的適用和解釋卻甚為僵化，這顯示國際社會關于氣候移民人權保護的多邊規(guī)則及一般法理還處于缺位狀態(tài)。
?。ㄒ唬夂蜃兓w風險與個體風險的關系
委員會未能清晰地解決氣候變化所致整體風險與個體風險之間的矛盾問題。委員會一般法理指出，氣候變化構成對人類生命權的重大與緊迫威脅（整體風險），鑒于這種風險的整體性，在考量“不推回”義務之時，成員國應當考慮包括氣候移民接收國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及人權保護的一般狀況在內(nèi)的所有因素。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聲稱，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環(huán)境破壞乃是針對一國整體，而非特定個人之影響，即使最為同情和靈活的解釋，也無法將申訴人置于難民或人權公約之下。換言之，氣候變化所致整體風險與個人的基本人權所面臨的損害風險（個人風險）之間不存在任何法律層面的推演關系，難民或受保護者的法律地位必須嚴格確立在個人風險之上。由此，新西蘭法院堅持認為，個人風險必須由特定的施害者造成。對此，申訴人則主張，作為全球性議題，氣候變化是由全體國家所導致的，因而，間接施害者便可以滿足要求。就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而言，這種解讀無疑具有其合理性，不過新西蘭國內(nèi)法院對此予以拒絕。委員會只是在考察暴力性土地沖突這一特定問題時指出，整體風險只有在具備足夠強度時，即個人面臨或可能被卷入特定暴力情形時，個人風險才能被確證。暫不論這種風險的證明標準是否合理，委員會并沒有對整體風險與個體風險的關系、兩者潛在的矛盾及其在規(guī)則適用中的意義作出論述。委員會要求成員國在考慮整體風險的基礎上，對個人風險及保護需求作出個體化的評價，但對于整體風險在個體化評價中的作用或意義，委員會則是只字未提。
?。ǘ┇@得“有尊嚴生活”的涵義
委員會對生命權內(nèi)涵的解讀存在矛盾。新西蘭司法機構將生命權的核心內(nèi)涵理解為避免“被任意剝奪生命”，在此基礎上兼顧國家的積極義務，因此，它的論理主要圍繞確認是否存在“被任意剝奪生命”的風險展開。委員會似乎認可了這種解讀。然而，委員會在早先的“波蒂略案”中對生命權內(nèi)涵的解讀則完全避開了“任意剝奪生命”的內(nèi)容，相反，它的關注點在于積極義務，它要求成員國采取合理措施應對威脅生命權或阻礙個人獲得有尊嚴生活的社會一般狀態(tài)（general conditions）。顯然，委員會在前后兩個來文意見中對生命權核心內(nèi)涵的解讀是不一致的。
委員會對“有尊嚴生活”認定標準的把握并不合理。委員會的一般法理指出，生命權的完整內(nèi)涵包括個人獲得有尊嚴生活以及免于遭受非自然或過早死亡之行為或過失的權利。它從整體風險的角度指出，對于面臨被浸沒風險之國家（如基里巴斯）的國民，其生存狀況與居住環(huán)境與有尊嚴生活是不相符的。但接下來，對于氣候變化導致的淡水危機及生計困難，委員會分別以缺乏充分證據(jù)及存在可替代手段為由，否認此類事實構成對有尊嚴生活的威脅。這種觀點實際上認同了新西蘭上訴法院的立場，即根據(jù)現(xiàn)有信息，申訴人及其家庭被遣返后面臨的風險沒有如此的嚴重，他將能夠重新開始其之前的有尊嚴生活。
委員會不同意見對有尊嚴生活的狹隘理解及過高的風險評判門檻提出了激烈批評，鄧肯·穆胡姆扎（Duncan LMuhumuza）委員指出，申訴人獲取飲用水和繼續(xù)依靠農(nóng)業(yè)為生的顯著困難便足以剝奪有尊嚴生活。他質(zhì)疑道，難道必須出現(xiàn)頻繁和眾多的死亡，生命權面臨嚴重損害風險的門檻才能被滿足嗎？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能夠重操舊業(yè)顯然不等同于有尊嚴生活。委員會在本案中對有尊嚴生活的理解是違反常識的（counter intuitive），它沒有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情形給予足夠考量，因此設定了極高且不合理的、甚至無法達到的（unreachable）標準。
?。ㄈ夂蜃兓瘬p害風險的證明責任
針對氣候變化所致?lián)p害威脅之風險的證明，委員會所采納的證明責任不合理，且與其在環(huán)境人權法理中的相關闡釋大相徑庭。在承認氣候變化與生命權之規(guī)范關系的同時，加重申訴人舉證責任的做法幾乎使氣候移民完全喪失尋求《公約》保護的機會。作為委員會有關證據(jù)規(guī)則的一般法理，環(huán)境破壞或污染的證明責任不應當由申訴者獨自承擔，因為成員國與申訴人在取得證據(jù)方面的能力往往極不相稱，常有的情形是成員國獨自壟斷必要的信息，在這種成員國獨自掌握（或應當掌握）相關證據(jù)的情況下，如果它不提供充分、合理的證據(jù)與解釋來反駁申訴人的主張，那么委員會便會采納有利于申訴人的主張。
本案中的情形則完全相反，雖然申訴人提出了諸多成員國不曾反對的證據(jù)，委員會仍舊以信息或證據(jù)不充分為由予以拒絕。鄧肯委員指出，委員會對申訴人施加了不合理的證明責任，它要求申訴人充分證明生命權所面臨的風險，這有違“以人為本”的（human sensitive approach）人權問題考察路徑。瓦西爾卡·桑辛（Vasilka Sancin）委員也對這種“顛倒”的舉證責任進行了批評，他指出，成員國及委員會并未考察可取得之水源是否屬于安全的飲用水，而顯然水源安全性的證明責任不應該由個人承擔，而是應由成員國來證明，這是成員國采取積極措施履行《公約》義務所要求的。
?。ㄋ模夂蜃兓m應措施的有效性
委員會在“泰提奧塔案”中完全沒有考察氣候變化適應措施的有效性問題。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委員會聚焦成員國“是否”采取了適應政策或措施，它無意關注其現(xiàn)實執(zhí)行的有效性問題，也是在這層意思上，委員會認為基里巴斯將能夠采取“堅定的”措施。第二，委員會繼而將適應措施是否存在的現(xiàn)實認知與生命權是否得到保護的法律判斷相等同。在關于氣候變化“時間表”的論述中，委員會承認氣候變化的威脅是緊迫的，但它認為尚存在采取措施的“窗口期”，并以此為由否認了居住環(huán)境惡化對生命權造成損害風險的訴求。委員會認為，基里巴斯正在且將繼續(xù)采取適應措施，并可以在必要時遷移其民眾。在委員會看來，這種適應措施及遷移民眾的方案在最終意義上是有效的。
根據(jù)委員會的一般法理，為保護生命權免受環(huán)境破壞或污染的侵害，成員國應當履行積極義務，這具體表現(xiàn)為“積極措施”。積極措施首先是一種性質(zhì)或方向的表達，它與防止非法、任意干涉或介入的傳統(tǒng)理解相對，本身并未包含有效性方面的要求。不過，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措施正在被賦予有效性方面的意義。在“烏爾根達案”中，荷蘭最高法院指出，《歐洲人權公約》成員國應當履行積極義務以保護個人的生命權與生活權。為此，成員國應當采取“合理且適當”之措施，保護個人所處之環(huán)境免遭嚴重破壞。成員國的積極義務既包括適應措施，也包括減緩措施。盡量兩類措施是互相補充的，但徒有適應措施，無法阻止過度氣候變暖造成潛在災難性影響的趨勢，已經(jīng)采取適應措施的事實絲毫不能減少成員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義務。這種表述可以被視為對氣候變化背景下積極措施的類型和效果提出了要求，同時也是對積極義務本質(zhì)的更為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六、結語
“泰提奧塔案”觸及發(fā)展國際法的重要問題，即國際法應如何演進地回應氣候變化這一新興議題所提出的規(guī)范需求。“泰提奧塔案”間接地確認了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公約》義務，針對氣候移民履行“不推回”義務的法律條件則是被清晰地梳理出來。無論是國內(nèi)司法機構，還是委員會，實際上均承認遭受氣候移民在《公約》下尋求法律保護的可能性。委員會對氣候變化與人權規(guī)范聯(lián)系的論述更趨積極，它擺脫了沿循消極義務闡釋生命權的傳統(tǒng)路徑，將氣候變化納入生命權的完整內(nèi)涵中加以探討，闡明了成員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義務。當然，囿于國際法發(fā)展階段的局限，委員會的法理闡釋顯示出了保守特征。委員會在前后來文意見中對生命權內(nèi)涵的把握不一致，尤其是在對“有尊嚴生活”標準的掌握上，委員會采取了極為保守的立場。對于氣候變化所致?lián)p害風險的整體性與個體性的關系，委員會的前后觀點凸顯矛盾，它一方面強調(diào)氣候變化對生命權之整體造成了緊迫風險，另一方面又在特定情形中極力挖掘風險的個體特征。在損害風險的證明方面，委員會對申訴人施加了不合理的舉證責任，這與委員會在稍早前的規(guī)則闡釋是相悖的。至于《公約》下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義務是否會延伸到有效性層面，還有待委員會對一般法理的發(fā)展。
?。ɡ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后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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