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15年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最大亮點在于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的運用。根據該條例，人權原則要求在調查、取證運動員可能的違規(guī)行為的過程中必須要保障運動員的實體權利以及程序權利免遭不當侵害；比例原則則強調在對運動員的違規(guī)行為進行處罰時關注處罰手段與處罰目的之間的適當性、必要性。以該條例中的人權原則和比例原則為標準，對我國反興奮劑的立法與實踐進行審視，可以發(fā)現，我國反興奮劑的立法和實踐都存在對人權原則和比例原則貫徹不足的情況。我國應當在反興奮劑立法和實踐中實現從重懲罰到重權利保障的價值轉換，遵循比例原則以更好的地平衡反興奮劑處罰以及運動員權利保障之間的關系。
關 鍵 詞： 反興奮劑 世界反興奮劑條例 人權原則 比例原則
自體育法誕生以來，反興奮劑就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吸引著各國體育法學者的注意，以引領全球范圍無興奮劑為宗旨的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建立標志著國際反興奮劑協(xié)調行動的開始。國際反興奮劑機構頒布的《世界反興奮劑條例》是當今全球反興奮劑領域最重要的國際性公約，可為各國反興奮劑立法提供指導。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修訂版本生效，對各國的反興奮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國奧委會、反興奮劑中心及殘奧委會均是條例的簽約方，研讀新版條例的主要變化對我國反興奮劑領域的立法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新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演進與主要變化
根據國際反興奮劑機構最新發(fā)布的2016年反興奮劑違規(guī)報告（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s Report）可知，從2013年至2016年，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的數量一直居高不下，違規(guī)運動員或違規(guī)輔助人員的國籍以及被檢測出存在違規(guī)的項目數量甚至在逐年增加。這一現象背后蘊含的深意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科技的進步，興奮劑的種類不斷增多，檢測興奮劑的難度不斷加大，國際反興奮劑工作的開展面臨的挑戰(zhàn)更加多元化。新版條例正是為了更好地應對這些挑戰(zhàn)而產生的。以下首先對條例的演進過程做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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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最初于2003年通過，目前已經歷過三次修訂，共有四個版本。第一個修訂版本于2009年生效，第二個修訂版本于2015年生效，第三個修訂版本將于2021年生效。從條例的數量和整體結構來看，四個版本似乎差別不大。2003年的版本共含有24個條文和一個附件，其中，第一部分“興奮劑檢查”包含第1條至第17條，第二部分“教育和研究”包含第18、19條，第三部分“作用和職責”包含第20條至第22條，第四部分“通過、合規(guī)、修改和解釋”包含第23條及第24條，附件一介紹了相關的定義。2009年的版本只在第四部分增加了一條過渡性條款，2015年的版本從條文數目和體例上與2009年版無異，只增加了附件二介紹對第10條的適用實例，2021年的版本同樣與前三個版本的整體結構保持了一致，只在各個部分進行了細節(jié)上的修改。但從條文內容上來看，四個版本卻差別巨大。以2009年版和2015年版條例之間的變化為例，2015年版對2009年版條例的修改多達2269處。而2021年版條例對2015年版條例的每一個部分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因此其進行的實質修改數量也不少。由于2021年版本的條例尚未生效，因此本文主要以當前具有效力的2015年版條例作為探討和研究的對象。以下將從保護人權角度和比例原則角度出發(fā)，對2015年版條例的主要變化進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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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版本較之以前的版本，更加強調對人權的保護。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版的《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完全延續(xù)并且發(fā)揚了2015年版本條例的人權精神。從2021年版本條例明確將“運動員的權利”納入到“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基本原理”部分的內容中就可見一斑。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修訂過程中的每一次草案，都試圖能夠與有關人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實現兼容。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草案第1稿針對該條例的適用范圍、目的等作出說明：條例的適用應當尊重比例原則和人權。而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第4稿最終確定：應當將人權與比例原則考慮到條例的起草過程中。于是，在2015年版條例的“導論”部分明確做出了規(guī)定：“條例的制定充分權衡了比例原則和人權原則”。本次修訂之后，2015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中與人權有關的主題集中于盡可能使運動員能通過條例獲得公平公正的比賽待遇和比賽結果，避免運動員的相關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受到侵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運動員有公平進行聽證的權利以及獲得聽證決定通知的權利
2009年版條例也規(guī)定了運動員聽證權，但其采取列舉式的方式，規(guī)定運動員申請聽證只適用于是否違反了反興奮劑規(guī)則以及對違反規(guī)則行為應當采取的適當處罰這兩種情形。2015年版條例在就運動員依法享有的聽證權利做出規(guī)定時，選擇的是概括、納入的方式，而不再以列舉方式進行規(guī)定，從而擴大了運動員可以申請聽證的范圍。條例第8.1條規(guī)定：任何反興奮劑組織，應當在合理的時間范圍內為涉嫌興奮劑違規(guī)的運動員提供公平公正的聽證會，且需要由聽證委員會參加（2021年版本在此基礎上，還特地強調了聽證程序的獨立性）。與此同時，該條評論也強調，各反興奮劑組織應當嚴格按照《歐洲人權公約》第6.1條的相關規(guī)定，遵循國際法普遍接受原則，保證涉嫌興奮劑違規(guī)的人員可獲得公正、及時的聽證機會。因為條例第8.1條中加入了《歐洲人權公約》第6.1條確定的程序性保障措施，因此，進一步豐富了該條款的內容。公平聽證是正當程序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這一條款也被普遍認為是確立了基本的程序正義原則。這一修改無疑有利于保障涉嫌違規(guī)者的程序權利，體現了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并重的價值取向，是維護人權的一個重要體現。
2.增加了禁賽期運動員嚴禁參加訓練的例外規(guī)定
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第10.12.2條明確規(guī)定，處于禁賽期的運動員允許其在禁賽期最后25%的時間參與訓練（2021年版條例也延續(xù)了這一規(guī)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對第10.12.2條的評論中寫到：“在許多團體運動和一些個人運動（例如跳臺滑雪和體操）中，運動員無法有效地進行自我訓練，以便在禁賽期結束時做好準備。”可以看出，反興奮劑主要是為了有效禁止非法使用興奮劑的行為，即對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采取懲處措施主要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嚴厲的懲罰只是手段。因此，不只是需要嚴肅處理那些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還需要確保其合法權益。因此，新條例才就禁賽期運動員參加訓練的相關內容做出了規(guī)定，以避免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即允許在禁賽期最后階段歸隊訓練以準備賽事。該條規(guī)定能夠很好地兼顧公平競賽和興奮劑處罰之間的關系，興奮劑條例的權威性、法律效力得到保障的同時，體育賽事的公平性也得到了有效保障。尤其是那些必須在賽前經過訓練才能參加的項目，如果在禁賽期結束之后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才能參賽，意味著其禁賽期被變相延長。因為，第10.12.2條充分體現了懲罰適度、尊重人權的原則。
3.保護清白運動員/輔助人員的隱私權
2015年版條例第10.13條雖然規(guī)定應當公開披露所有處罰的強制性內容，但是，第14.3.3條還明確提出，假如通過聽證會之后，證明當事人并不存在使用興奮劑的行為，那么對于此類情形在面向公眾公開之前必須得到當事人的同意（2021年版條例也延續(xù)了這一規(guī)定）。對于反興奮劑組織而言，需要以恰當的方式使當事人同意公開。假如當事人同意公開，則反興奮劑組織應以完整的或按照他們所認可的編輯后的形式公布決定的內容。第14.3.5條規(guī)定，反興奮劑組織或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認可的實驗室或其官員不能公開評論任何懸而未決案件的具體事實（不包括對程序和科學的一般性描述），但當回應運動員、其他當事人或他們的代表做出的公開評論時除外。這兩條規(guī)定意圖保護的都是清白運動員/輔助人員，即在不能確定是否確實存在違規(guī)的情況下，應當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將當事人視為是清白的，從而保護他們的隱私權，避免他們因為錯誤的判斷而受到不合理的輿論評價。
事實上，馬來西亞著名運動員李宗偉就曾受到這樣的困擾。2014年10月21日，馬來西亞媒體率先披露李宗偉在去年8月份的哥本哈根世錦賽上藥檢不過關。然而當時負責檢查的反興奮劑機構只得到了A瓶的檢查結果，并未最終做出決定，其將情況透露給媒體的行為嚴重侵犯了運動員隱私。條例的規(guī)定正是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的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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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則最初是行政法上用于限制公權力違法的重要手段，其要求實施公權力時要遵守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和均衡性原則（或者狹義比例原則）。適當性原則要求行為的實施要有助于達到行為目的，必要性原則要求實施行為時要在能實現行為目的的前提下選擇對相對人損害最小的一種，均衡性原則是要求實施行為時要達到損害的相對人的利益和所實現的管理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只有實施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大于所損害的利益，實施該行為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2015年版條例中最能體現出比例原則的就是對興奮劑違禁處罰做出的規(guī)定。CAS也多次強調在處罰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時，應當堅持比例原則。但是，這就需要我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比例原則和人權原則是否一致。部分國家已做出規(guī)定，如果反興奮劑處罰不成比例，特別是牽涉處罰期限等問題時，則這樣的處罰是違法的，一些國際性裁決機構與做出了類似規(guī)定。目前，法國、歐盟、德國等都有判例支持該原則。由此可知，目前國際公認禁止過分嚴厲處罰，在處罰中必須嚴格遵循比例原則。為了確保運動員的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有效保障，同時又可實現對處罰興奮劑違規(guī)運動員的目的，2015年版條例對興奮劑違禁處罰機制進行了完善，以平衡人權保障與興奮劑違禁處罰之間的關系，同時也能夠規(guī)制反興奮劑組織的權力?？偠灾?015年版條例對興奮劑違禁處罰機制的完善是以比例原則為指導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對主觀惡性不同的違規(guī)行為施以不同的處罰力度
2015年版條例第10.2.1條規(guī)定，假如當事人或者是其他人可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當事人并不是故意使用了并未在反興奮劑規(guī)則明確規(guī)定的特定物質，亦或者是反興奮劑組織可提供證據證明當事人故意服用為興奮劑規(guī)則明確提及的違禁使用的特定物質，在這兩種情況下，將會對運動員處以禁賽4年的處罰，否則禁賽期限為兩年（2021年版條例也延續(xù)了這一規(guī)定）。此外，第10.2.1條還就減輕禁賽處罰或者是加重禁賽處罰的各種情況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但是，2009年版條例第10.4條明確規(guī)定，首次違規(guī)最高禁賽期限不得超過兩年。故此，對比來講，2015年版條例事實上對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施以更加嚴厲的處罰。通常來講，項目不同的運動員面對4年的禁賽期受到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甚至于在某些項目中，四年的禁賽意味其終生沒有再參加比賽的機會。故此，對原規(guī)則進行修改對違規(guī)行為采取更加嚴厲的懲罰措施，為此進行的每一步探索都會引發(fā)人們對公平原則、比例原則以及當事人合法權益能否得到保證的擔憂，而比例原則的必要性問題正是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此外還需考慮新制定的懲罰規(guī)則是否具有靈活性，即能夠結合案件情況作出適度調整。然而，結合當下的實際情況來看，大部分意見認為4年的禁賽處罰匹配比例原則的必要性要求。因此，關于四年禁賽期的規(guī)定并不過分且合理，符合人權保護的要求。此外，2015版條例中還明確了禁賽期最后階段運動員可參加訓練，這一新增加的內容也充分考慮了禁賽期后運動員的參賽可能，即新條例制定的處罰機制更加人性化，與國際人權機制一致。此外，處罰機制的比例性主要由其實踐中的應用所決定。假如通過該機制能夠將“真正作弊者”從那些“非故意作弊者”中有效區(qū)分開來，而且還可結合案件案情實現靈活運用，那么對于第一次違禁行為處以四年禁賽處罰，很大概率上并不會發(fā)生比例問題。但是，假如證據的困難亦或者是受到有關條款的限制規(guī)定，而導致那些“非故意作弊者”因此而被禁賽甚至導致其職業(yè)生涯因此結束，或者該處罰事實上是自動生效，則此時出現比例問題的概率將會大大增加。換言之，國際仲裁院在保證該制度符合人權原則以及其他相關原則方面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延長對違規(guī)行為的追查時效
2015年版條例第17條做出規(guī)定，從被指控存在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的當日開始之后的十年內，并未向當事人或其他相關人員發(fā)出興奮劑違規(guī)指控通知，則不予許啟動相應調查程序（2021年版本條例也延續(xù)了該條規(guī)定）。但是在2009年版條例中該時效為8年，即逾期超過8年就無法再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換言之，興奮劑違規(guī)追訴時效延長至10年，如果是發(fā)生于10年以上的違規(guī)行為就無法再啟動調查程序。應當承認，對時效的調整同樣體現了比例原則。首先，它符合適當性原則。近年來出現了由于超出追查時效而無法對經查證實的違規(guī)行為進行處罰的情況。如果追查時效過短，則會大量出現因超出追查時效而對查證確實存在的違規(guī)行為不予處罰的情形，這雖然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但實際上會在輿論中造成不好的影響，使違規(guī)者心存僥幸，不利于反興奮劑工作的開展。因此，延長時效才能達到懲治目的。其次，它也符合必要性原則。過度延長追查時效不利于維護穩(wěn)定，會使曾經因過失違規(guī)但未受到處罰的運動員或輔助人員惶惶不可終日，難以全身心投入到新的訓練或生活中。為了達到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實現公平正義之間的平衡，經過相關專家的論證后，條例將時效定為10年較為適宜。這既能達到國際反興奮劑機構打擊違規(guī)行為的目的，又避免因追訴時效過長而使運動員權利遭受減損。
3.對實施經濟制裁的限制
2015年版條例中涉及到經濟制裁的條款明確提出了比例原則。2015年版條例第10.10條規(guī)定，在對興奮劑違規(guī)人員采取經濟處罰時要求嚴格落實比例原則，同時，經濟處罰并不代表能夠據此而減輕對當事人的其他處罰，比如禁賽期限的處罰等（2021年版本條例也延續(xù)了該條規(guī)定）。對于反興奮劑組織而言，可依照本組織制定的規(guī)則和違反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規(guī)定，按比例收回成本或進行經濟制裁。但是，反興奮劑組織只有在已經施加最大適用期限且滿足比例原則的情況下才可以實施經濟制裁。即便如此，收回成本或經濟制裁不能作為減少競賽期或條例規(guī)定下其他處罰的依據。從條例的規(guī)定可知，比例原則已經成為了對違規(guī)者進行經濟制裁的前提。條例的這一規(guī)定其實主要體現了比例原則的必要性原則要求，即在能夠達到制裁目的的前提下，要秉持對運動員的最小損害原則，需要慎重考慮是否需要進行經濟制裁，如果需要進行經濟制裁，制裁的數額應當如何確定等一系列問題。即是否進行經濟制裁以及經濟制裁的數額都不能超過必要限度。
通過前面的論述可知，無論是人權保護的強調還是比例原則的應用，其最終目的都在于對運動員權利的保障。從上述介紹中可以窺見，新版條例并不希望為了達到反興奮劑的目的而對運動員或其他相關人員的權利進行不合理的限制，而是力求在保護競賽公正的基礎上盡可能地保護人權并限制濫用公權力的行為。因此，2015年版條例修改的核心在于，在規(guī)范違反反興奮劑規(guī)則行為的懲罰的同時盡可能保障運動員的權利?？梢钥闯觯?015年版條例是以對運動員的權利保障作為主要價值取向的。那么，我國作為條例的簽約方，制定的國內反興奮劑相關規(guī)則是否滿足條例的要求？下文將分別介紹我國反興奮劑領域立法和實踐的現狀，并結合上述新版條例的價值取向進行評價。
二、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現狀及其不足
新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對人權原則和比例原則的強調事實上是出于保障比賽公平公正進行的同時不侵害運動員權利（無論該運動員在興奮劑問題上違規(guī)與否）的需要。如何在規(guī)制運動員行為的同時避免對運動員權利的最小損害？人權原則要求在調查、取證運動員可能的違規(guī)行為的過程中必須要保障運動員的實體權利以及程序權利免遭不當侵害；比例原則則強調在對運動員的違規(guī)行為進行處罰時關注處罰手段與處罰目的之間的關系，衡量比賽的公共公正價值以及運動員的未來發(fā)展價值，不可過渡處罰運動員致使運動員運動生涯的終結，也不可過輕處罰運動員致使比賽應有的公平公正價值無法彰顯。據此，若以新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作為標桿來審視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現狀，我們可以遵循以下思路：首先，以人權原則作為標準對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與對運動員違規(guī)與否的調查、取證、救濟相關的規(guī)定進行審視，以判斷我國反興奮劑立法是否充分保障了運動員在調查取證過程中的實體權利以及程序權利；其次，以比例原則作為標準對我國反興奮劑相關立法中與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相關的相關規(guī)定進行審視，以判斷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對于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是否恰當、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一）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的現狀
目前，我國反興奮劑領域的立法是圍繞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興奮劑條例》（2018年最新修正）（下文簡稱“《反興奮劑條例》”）而展開的。涉及到興奮劑的檢查和管理方面，主要的規(guī)章制度是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反興奮劑管理辦法》（2015年施行）及其配套規(guī)范性文件《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2015年施行），以及《興奮劑檢查工作人員管理暫行辦法》（1998年施行）和《興奮劑檢查官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2012年施行）。涉及到運動員權利保障方面，主要的規(guī)章制度是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聽證規(guī)則（暫行）》（2018年修訂）。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運動員治療用藥豁免管理辦法》《2015年興奮劑目錄最終版》《中心關于隱私和個人信息保護規(guī)定》《世界反興奮機機構禁用清單國際標準2017》《蛋白同化制劑、肽類激素進出口管理辦法》（暫行）等法律法規(guī)中都有涉及到反興奮劑相關的內容。從現行有效的法規(guī)看，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系統(tǒng)的反興奮劑國內法規(guī)體系，內容包含從興奮劑檢測到判定違規(guī)以及違規(guī)處罰等各方面內容。2015年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頒布之后，我國根據新版條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興奮劑條例》《反興奮劑管理辦法》等相關國內法規(guī)也進行了相應修改，以和國際標準保持一致。
就立法層次而言，目前我國反興奮劑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仍然較為零散，且效力層級不高。我國尚未出臺專門的“反興奮劑法”，目前反興奮劑工作領域最主要的指導規(guī)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興奮劑條例》僅僅屬于行政法規(guī)，尚未上升到法律層級。
就對運動員權利保障而言，國家體育總局《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是目前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唯一以保護運動員權利為核心目的而頒布的規(guī)章，該規(guī)章明確賦予了運動員聽證的權利?！杜d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于2011年頒布，2018年修訂，此次修訂參照了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相關規(guī)定做出了相應的修改。值得一提的是，相比2011年頒布的《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2018年做了許多有益的修改，促進了我國反興奮劑領域聽證制度的完善。首先，完善了聽證的形式，既包括正式的聽證會，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申請臨時聽證會，更加有益于運動員聽證權的實現。其次，聽證會委員會的組成更加科學合理，不僅明確規(guī)定組成人員需要具備法學、醫(yī)學、體育運動以及相關學科的背景，更明確了聽證委員會組成的排除規(guī)則，即體育主管部門、中國奧委會、反興奮劑中心的工作人員不得擔任聽證委員會委員。這一規(guī)定無疑有助于保障聽證結果的公正性。之所以會設置聽證制度主要是為了確保能夠基于案件事實作出判決，以確保裁決的公正、公平。因此，當事人可依法提出召開聽證會的要求，在聽證會上發(fā)表其觀點，由參與聽證會的聽證員就當事人是否存在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進行裁決。毋庸置疑，《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的頒布是我國反興奮劑領域向保護運動員權利方向邁進的重要一步。
（二）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的不足
盡管我國《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詳細規(guī)定了當事人所依法享有的聽證權，為我國反興奮劑領域運動員的權利保障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國反興奮劑領域立法對于運動員權利的保障仍然沒有充分貫徹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1.我國反興奮劑立法對人權原則的貫徹不足
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總體上表現出偏重處罰而輕人權的特點，這是導致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的具體規(guī)定忽視運動員人權價值的根本原因。從國內的反興奮劑立法情況來看，當前已有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主要秉持著“嚴厲打擊”“零容忍”的原則，更加注重依法嚴厲懲罰違規(guī)行為?！斗磁d奮劑條例》明確提出在反興奮劑工作過程中應當堅持的指導方針是：“嚴格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而后，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反興奮劑管理辦法》第四條也同樣堅持了“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的指導方針。在“三嚴方針”的指導之下，反興奮劑的義務以及對違反反興奮劑相關規(guī)則行為的追查、懲罰等方面的內容成為我國反興奮劑相關的行政法規(guī)、部門規(guī)章的重點。我國反興奮劑領域最重要的規(guī)范——《反興奮劑條例》對“反興奮劑的義務”“法律責任”都進行了專章規(guī)定，在“反興奮劑的義務”章節(jié)中明確了運動員應當履行的反興奮劑的義務與責任；在“法律責任”章節(jié)則明確了運動員違反《反興奮劑條例》應當承擔的處罰后果。出于人權保障的目的，義務的承擔應當要以權利的享有為前提，僅僅課以義務而不賦予權利，無疑是對義務承擔主體人權的限制。遺憾的是，該條例并未就違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運動員可享有的合法權利作出詳細的規(guī)定。除此之外，《反興奮劑管理辦法》同樣也在專門章節(jié)對違反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運動員的處罰做出了規(guī)定，遺憾的是該管理辦法同樣未涉及到任何與運動員合法權利保護相關的內容。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盡管在“爭議解決”一章中涉及到了部分與運動員程序救濟權利有關的內容，但是相關規(guī)定卻十分原則化，缺乏實操性。例如，該通則規(guī)定了運動員可以申請裁決的權利，但是裁決的機構、申請裁決的程序等方面的內容都沒有進一步規(guī)定；該通則同樣也規(guī)定了運動員可以向國際體育仲裁院申請裁決的權利，但是出于成本考量，這一權利實質上很難于落到實處。而《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聽證規(guī)則（暫行）》盡管是針對運動員的程序救濟權利而出臺的規(guī)范，但是其效力層級較低。與此同時，該規(guī)制自身也存在諸多缺陷，例如聽證制度并非是解決爭議的終端程序；專家在聽證會中只負責對反興奮劑中心提出建議，對反興奮中心并無直接約束力，最終仍由體育組織作出決定，缺乏解決糾紛的實效性等等。就目前來看，《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聽證規(guī)則（暫行）》仍難以與國際反興奮劑處罰救濟形成對接，在國際體育治理層面無法協(xié)調一致。
其次，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缺乏關于爭議解決機制的具體規(guī)定，致使我國運動員的救濟權利在事實上難以落實。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是當事人不服體育組織作出的興奮劑處罰決定，由獨立、公正的興奮劑爭議解決機構審查處罰決定的糾紛解決程序機制，也被稱為處罰決定的上訴機制。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的設立，對于違反反興奮劑相關規(guī)定的運動員的權利保障而言，至關重要。體育總局出臺的《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十一章對“爭議解決”做出了專章規(guī)定。根據《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八十九條的規(guī)定，我國運動員具有申請裁決的權利。遺憾的是，該條僅僅規(guī)定了違反興奮劑相關規(guī)定的運動員具有申請裁決的權利，但是落實運動員裁決權利的核心——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仍然處于空白狀態(tài)。《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列舉了運動員可以申請裁決的具體情形，但是應當向哪一機構提出裁決申請？申請裁決的期限和程序是什么？裁決應當如何做出等等方面的問題都沒有得到進一步明析。也就是說，我國目前仍然沒有建立起一個專門的適用興奮劑爭議的解決機制。在這種情況下，當我國運動員在國內反興奮劑工作過程中產生了糾紛，其無法按照固定的程序向固定的爭議解決機構提出裁決申請。 根據《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我國運動員也有“向國際體育仲裁院申請裁決”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僅僅適用于國際賽事中的興奮劑糾紛或者是適用于國際級運動員。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第13.2.1條規(guī)定，國際體育仲裁院僅受理涉及國際賽事或國際運動員的興奮劑糾紛。當國內上訴機制缺位時，運動員不能直接向國際體育仲裁院上訴。國際體育仲裁院的裁決實踐也不承認當事人在缺少獨立、公正的國內上訴機構情況下，有向國際體育仲裁院上訴的權利。由于國內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的空缺，申請國際仲裁裁決的適用條件有限，事實上導致了我國運動員在面臨違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情況下相關救濟權利的虛置狀態(tài)。
2.我國反興奮劑立法對比例原則的貫徹不足
從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相關規(guī)定來看，比例原則主要運用于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中，它是對處罰手段與處罰權力的約束，以防止對違規(guī)運動員造成過重處罰的后果。就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涉及到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的相關規(guī)定來看，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對運動員的處罰尚有存在不符合比例原則的地方，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關于興奮劑違規(guī)的經濟處罰的規(guī)定。
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在對經濟制裁進行規(guī)定時，明確規(guī)定：“反興奮劑組織可在其規(guī)則中規(guī)定，要求部分支付興奮劑違規(guī)所產生的成本或對興奮劑違規(guī)進行經濟處罰。然而，反興奮劑組織只能在施加可適用的最長禁賽期的情況下，才可實施經濟處罰。經濟處罰須在滿足比例原則的前提下才能實施。”根據這一規(guī)定，符合比例原則的經濟處罰應該滿足以下三個條件：首先，必須要區(qū)分兩種不同的經濟后果，第一是合理收回成本，第二是經濟性罰款；其次，適用經濟處罰的基礎和前提是適用了最長禁賽期；最后，經濟處罰的具體額度如何確定，必須要具體考慮相關事實，如運動員的年齡、所服藥物有無提高比賽成績的事實以及運動員的實際經濟負擔能力等因素，以此確保處罰的程度應當與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的嚴重程度相稱，避免實施超過必要限度的經濟處罰來達到目的。我國《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七十八條同樣對經濟處罰做出了規(guī)定。根據該條的規(guī)定：“當事人被禁賽4年以上的，可以并處負擔20至40例興奮劑檢測費用的處罰；被禁賽2至4年的，可以并處負擔10至20例興奮劑檢測費用的處罰；被禁賽2年以下或免予禁賽的，可以并處負擔不超過10例興奮劑檢測費用的處罰。”同《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相對比，該規(guī)定顯然沒有考慮比例原則的要求。首先，沒有提及“罰款”等字樣，而是以“負擔興奮劑檢測費用”為名，并以例數為計算單位，使得該費用的性質不明，難以判斷應將其歸屬于哪一類“經濟后果”。其次，經濟處罰作為一種附帶處罰，可以與任何禁賽期處罰并用，沒有考慮到若禁賽期處罰已完全足以懲戒運動員時再適用經濟處罰，其實會造成處罰過度，不符合比例原則。最后，由于對費用的界定不清，將難以保障經濟處罰的手段與經濟處罰目的的適配。在這個過程中，比例原則的公平往往是體現在當事人為其違規(guī)行為“買單”的程度上。若出于懲罰目的，無論是將罰款作為禁賽處罰已至極限再無可罰時的補充，還是作為“花錢買教訓”的威懾工具都具有合理性，但是一旦當事人付出的金錢成本遠超過與其違規(guī)行為相稱的程度或超越當事人本人的實際收入水平，不僅影響處罰的正當性，也會損害當事人的基本經濟權利；若出于撤回在當事人處的投資目的，必須明確此類費用非懲罰性，無須以其他處罰為前提，且收取范圍應在法律文本中予以明確，一般可包括比賽獎金的回收、興奮劑檢測費用、案件處理費用、體育財政資金等。
三、我國反興奮劑實踐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對我國反興奮劑實踐現狀的審視同樣可以采取類似路徑：首先，審視人權原則在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的貫徹落實情況；其次，審視比例原則在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的貫徹落實情況。
?。ㄒ唬┪覈磁d奮劑的實踐現狀
我國目前的反興奮劑管理體制為，反興奮劑工作主要由國家體育總局負責，包括相關政策的制定、重大決定的做出等都由體育總局負責，其他相關部門應當積極配合，而反興奮劑的具體工作則是由中國反興奮劑中心負責實施，主要工作內容涵蓋了宣傳教育、興奮劑檢查等。具體如下圖所示：
圖1 我國興奮劑管理體制示意圖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反興奮劑工作主要是由國家體育總局下設的反興奮劑中心開展。在該中心下，設有專門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該實驗室連續(xù)23年通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資質考試，興奮劑控制質量管理體系順利通過英國標準協(xié)會（BSI）質量管理體系標準的升級培訓，在世界范圍內居于領先水平。
因為我國反興奮劑的態(tài)度和立場十分堅定，同時，伴隨著相關技術的不斷發(fā)展與日益成熟，我國反興奮劑工作獲得了快速發(fā)展。特別是近幾年，不管是從檢查數量還是宣傳教育方面，都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在國際反興奮劑組織中，很多重要職務都是由中國人擔任。此外，我國也積極參與國際反興奮劑交流活動。2019年７月１６日，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發(fā)起并主辦首屆國際反興奮劑工作專業(yè)研討會。來自全球33個國家的反興奮劑組織共78人參會。會上，與會代表共同探討各類綜合性運動會反興奮劑的措施與經驗，以為全球反興奮劑工作的開展提供參考。
總而言之，自我國反興奮劑中心成立三十多年來，我國反興奮劑工作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我國在國際反興奮劑領域的話語權也在不斷上升。
（二）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運動員權利保障的不足
我國反興奮劑實踐同樣表現出對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的貫徹落實不足的問題，導致了實踐中大量侵犯運動員權利的現象。
1.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人權原則的不足
我國運動員在反興奮劑實踐中權利意識較為薄弱，缺乏維護其權利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在我國缺乏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的情況下，申請聽證的權利是目前我國運動員在興奮劑違規(guī)懲罰救濟過程中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的手段，但是從目前的實踐來看，我國運動員申請聽證程序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仍然較為薄弱。根據我國反興奮劑中心數據顯示，2018年申請聽證的人次僅16次，而該年被確診違規(guī)的案例有70例；2017年申請聽證的人次為50次，而該年被興奮劑檢測呈陽性的案例有148例。這表明聽證制度在我國反興奮劑制度框架下沒有得到妥善的運用，不符合新版條例要求的保護人權原則。這種結果一方面是因為運動員的維權意識不強，在涉及到興奮劑違規(guī)時沒有主動申請聽證或由于缺乏對相關制度的了解從而錯過申請時間，一方面是制度設計上沒有將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作為判定違規(guī)行為的一種必要程序。應當認識到，聽證制度存在的意義在于保證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對于由于嚴重違規(guī)可能承擔4年禁賽期或可能承擔刑事責任的運動員或輔助人員來說，保證其聽證權利十分重要。因為一旦違規(guī)行為被認定，面臨的后果對違規(guī)者來說極其嚴重，可能使運動員錯失短暫的競技黃金時期，而運動員或輔助人員本人可能對相關的規(guī)定和程序缺乏足夠了解，有權利得不到充分行使的可能性。
興奮劑檢查官隊伍的素質有待提升，在反興奮劑執(zhí)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忽視運動員權利甚至是侵害運動員權利的情況。
2.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比例原則的不足
在反興奮劑實踐中，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既有立法自身的缺陷，也有實踐操作的混亂），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存在大量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情形：
首先，關于禁賽期的處罰在實踐中的運用存在與比例原則背離的情形。由于對處罰標準的理解與界定不統(tǒng)一，導致我國反興奮劑管理機構對反興奮劑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嚴重背離了比例原則的要求。我國興奮劑違規(guī)處罰的規(guī)定主要是體育總局出臺的《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根據該通則，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由于故意與非故意的不同，處罰結果也會大大不同。盡管《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六十條對“故意”的認定進行了解讀，但是在實際中，到底哪些情形屬于故意，哪些情形屬于非故意，仍然需要具有處罰權的反興奮劑管理機構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認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對故意和非故意的標準沒有達成一致，就極易發(fā)生相似情形不同處罰決定的情況，這對運動員的權利而言，無疑是一種極大損害。以歐陽鯤鵬和寧澤濤的禁賽處罰為例，前者因在吃燒烤的過程中食用了含瘦肉精的肉致其尿檢呈陽性，被中國泳協(xié)開出了終身禁賽的罰單（不過在WADA和國際泳聯(lián)的介入下，歐陽鯤鵬的禁賽期最終被縮短到了兩年）；而后者同樣因被查出服用含瘦肉精的食物，被中國泳協(xié)禁賽了一年。在2014年，孫楊因為服用心臟病藥物，被查出了使用違禁藥物，被中國游泳協(xié)會禁賽三個月，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表示，孫楊有過失但無重大過錯，3個月禁賽比較合適。事實上，以上三種情形在本質上很難明確區(qū)分出過錯程度的大小，但是最終獲得的處罰結果卻具有天壤之別。由于處罰標準認定裁量的不統(tǒng)一，導致處罰結果的迥然不同，這對運動員而言是十分不公正的。
其次，經濟處罰在實踐中的運用也與比例原則有所背離。根據我國反興奮劑中心公布的2017年至2019年的違規(guī)處理結果來看，我國興奮劑違規(guī)經濟處罰在實踐中與比例原則的背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沒有厘清禁賽期處罰與經濟處罰之間的關系。根據反興奮劑中心公布的處理結果來看，我國經濟處罰的適用并沒有以最高禁賽期處罰為前提，甚至存在沒有施加禁賽期處罰而直接適用經濟處罰的情形。不以最高禁賽期作為經濟處罰的前提，會導致通過經濟處罰縮短禁賽期的后果，很有可能造成處罰結果與公正公平的背離，不符合比例原則手段與目的必要性的要求；也有可能會出現對運動員過度處罰的后果，很有可能原本的禁賽期處罰已經足以達到懲處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再施加經濟處罰，無疑就會導致處罰過度，不符合比例原則手段與目的的適當性要求。另一方面，對經濟處罰的具體數額的確定沒有充分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導致數額本身過重。以2017年為例，存在多例對未成年運動員施加負擔40例興奮劑檢測費用（折算人民幣40000元）的情況。這就沒有實際考慮到未成年運動員的經濟來源狀況及其可負擔的罰款限度，看似“一視同仁”的做法，實則并不公平也不合理。一般情況下，未成年人往往沒有或者很少有個人財產可用于支付反興奮劑處罰規(guī)則中金額高達2萬甚至4萬的興奮劑檢測費用，于是其監(jiān)護人或近親屬將被迫“株連”，以至于實際承擔了本不該承受的繳納罰款的義務，該項經濟處罰對于未成年及沒有收入來源的中學生運動員而言就失去了威懾和教育的意義。
四、我國反興奮劑立法與實踐的完善
在指出我國反興奮劑立法與實踐中的不完善之處之后，下一步就是討論如何在這兩個方面進行改進與完善。根據前文指出的不足，相應地，我國反興奮劑立法與實踐的改進與完善主要要加強貫徹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
?。ㄒ唬┪覈磁d奮劑立法質量的改進路徑
改進我國的反興奮劑立法最重要的舉措就是要在立法中充分貫徹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在立法中加強對于人權原則的貫徹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在立法原則上體現出重視人權的觀念。為了加強對于運動員人權的重視和保護，在立法上應當不僅僅強調反興奮劑的義務和責任，更應該對于違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運動員可享有的合法權利作出具體規(guī)定。比如要規(guī)定要求獲得公平聽證的權利，數據保護的權利以及樣本收集過程中的一系列權利等。其次，不能僅僅規(guī)定違反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運動員如何處罰的問題，要在反興奮劑立法中增添關于爭議解決機制的具體規(guī)定，保障運動員的救濟權利。我國反興奮劑相關立法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專門適用于興奮劑爭議的解決機制，因而在出現了反興奮劑糾紛時，運動員無法按照固定的程序向固定的爭議解決機構提成裁決申請，從而導致運動員的救濟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美國和日本都建立了專門的興奮劑仲裁機制，2019年1月1日國際仲裁體育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在原有的普通仲裁部門和上訴仲裁部門的基礎上，新設立了興奮劑仲裁部門并開始運作，我國可以從中吸收合理的經驗，完善我國的反興奮劑糾紛處理機制。前文已經指出，我國反興奮劑立法對于比例原則貫徹的不足主要體現在對于興奮劑違規(guī)的經濟處罰的規(guī)定中，因而相應地，要對于興奮劑違規(guī)的經濟處罰進行改進以加強對于比例原則的貫徹。具體說來，要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進：首先，要用“罰款”取代“負擔興奮劑檢測費用”的表述以說明經濟處罰的性質——經濟性罰款；其次，要考慮是否需要對運動員同時適用經濟處罰以及禁賽期處罰，應當根據比例原則進行適度處罰，避免處罰過度；最后，要根據相關事實界定處罰的數額，比如要考慮運動員的年齡、所服藥物有無提高比賽成績的事實以及運動員的實際經濟負擔能力等因素來確定處罰的費用，以確保處罰的程度應當與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的嚴重程度相稱。
（二）我國反興奮劑實踐效能的提升路徑
為了在實踐中加強對于運動員人權的保障，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增強我國運動員在反興奮劑實踐中的權利意識，加強維護自身權利的主動性與積極性。聽證制度是運動員維護自身救濟權利的一個重要制度，為了加強在實踐中對于運動員救濟權利的保護，應當在制度上將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作為判定違規(guī)行為的一種必要程序，并且應當加強運動員對于聽證制度相關規(guī)定和程序的了解，充分保障運動員行使申請聽證的權利。此外，聽證筆錄是聽證程序的核心部分，在實踐中要建立聽證的監(jiān)督制度，明確聽證筆錄的法律地位問題，保障聽證筆錄是在公開、公平、公正的程序下記錄的。其次，要大力提升興奮劑檢查官隊伍的素質，避免在興奮劑執(zhí)法過程中忽視甚至侵害運動員權利的行為。具體說來，一方面要調整檢查官人員的構成，提高檢查官的選拔及考核要求；另一方面，增加對檢查官的職業(yè)培訓以及對運動員人權保障的相關指導，提升檢查官的職業(yè)素養(yǎng)以及對于人權保障的意識。
此外，在實踐中還要改進違背比例原則的情形。首先，在實踐中要統(tǒng)一對于處罰標準的認定裁量，嚴格遵守同案同判原則。根據對《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分析與借鑒，比例原則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加重對于運動員故意使用興奮劑行為的處罰以及放開運動員無重大過錯或無重大疏忽情形的禁賽期下限。也即，在確定處罰程度時要充分考慮運動員的主觀狀態(tài)。但在實踐中需要注意的是，要保證不同案件中運動員的主觀因素對于處罰后果的影響程度一致，不能同案不同判。其次，在經濟處罰中，一方面要厘清經濟處罰與禁賽期處罰的關系，明確兩種處罰的適用情形，尤其要明確規(guī)定是否經濟處罰是否以禁賽期處罰為前提；另一方面，在確定經濟處罰的具體數額時要充分考慮運動員本身的因素，避免處罰數額超過其違規(guī)的嚴重性，保障處罰程度與處罰目的相適配。
結 語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國際反興奮劑工作越來越重視保護運動員及輔助人員的人權以及對反興奮劑機構權力的限制，相關的制度和規(guī)則都在不斷發(fā)展變化?！妒澜绶磁d奮劑條例》作為反興奮劑領域最重要的基礎性國際公約，秉持著人權原則和比例原則，對各國的反興奮劑立法和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國在反興奮劑領域一直堅持“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的方針并努力和國際接軌，但目前我國在立法和實踐中對人權原則和比例原則的貫徹都存在不足，沒有很好地平衡處罰的正義與運動員權利保護之間的關系。《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為未來我國反興奮劑立法和實踐的改進指明了方向。對于立法方面的不足，我國應當根據相關國際條約及慣例的要求盡快對國內規(guī)則進行修改，同時積極參與到國際反興奮劑工作中，以助力國際反興奮劑工作的順利開展；對于實踐中的不足，一方面，我們需要不斷完善立法，增強實踐指導；另一方面，我國應當積極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成功經驗，充分利用相關資源，盡可能提高運動員和輔助人員的規(guī)則意識和權利意識。2015年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已經根據運動員人權保障的需求而積極引入人權保障和比例原則等內容，以對運動員的權利保護作為價值指導。我國也應當順應國際潮流，在反興奮劑立法和實踐中實現從重懲罰到重權利保障的價值轉換，以更好地平衡反興奮劑處罰以及運動員權利之間的關系。
?。ǘ未合?，天津商業(yè)大學體育教學部講師；主要從事體育運動訓練與教學等方面的研究。）
關 鍵 詞： 反興奮劑 世界反興奮劑條例 人權原則 比例原則
自體育法誕生以來，反興奮劑就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吸引著各國體育法學者的注意，以引領全球范圍無興奮劑為宗旨的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建立標志著國際反興奮劑協(xié)調行動的開始。國際反興奮劑機構頒布的《世界反興奮劑條例》是當今全球反興奮劑領域最重要的國際性公約，可為各國反興奮劑立法提供指導。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修訂版本生效，對各國的反興奮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國奧委會、反興奮劑中心及殘奧委會均是條例的簽約方，研讀新版條例的主要變化對我國反興奮劑領域的立法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新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演進與主要變化
根據國際反興奮劑機構最新發(fā)布的2016年反興奮劑違規(guī)報告（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s Report）可知，從2013年至2016年，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的數量一直居高不下，違規(guī)運動員或違規(guī)輔助人員的國籍以及被檢測出存在違規(guī)的項目數量甚至在逐年增加。這一現象背后蘊含的深意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科技的進步，興奮劑的種類不斷增多，檢測興奮劑的難度不斷加大，國際反興奮劑工作的開展面臨的挑戰(zhàn)更加多元化。新版條例正是為了更好地應對這些挑戰(zhàn)而產生的。以下首先對條例的演進過程做簡單介紹。
?。ㄒ唬妒澜绶磁d奮劑條例》的演進
條例最初于2003年通過，目前已經歷過三次修訂，共有四個版本。第一個修訂版本于2009年生效，第二個修訂版本于2015年生效，第三個修訂版本將于2021年生效。從條例的數量和整體結構來看，四個版本似乎差別不大。2003年的版本共含有24個條文和一個附件，其中，第一部分“興奮劑檢查”包含第1條至第17條，第二部分“教育和研究”包含第18、19條，第三部分“作用和職責”包含第20條至第22條，第四部分“通過、合規(guī)、修改和解釋”包含第23條及第24條，附件一介紹了相關的定義。2009年的版本只在第四部分增加了一條過渡性條款，2015年的版本從條文數目和體例上與2009年版無異，只增加了附件二介紹對第10條的適用實例，2021年的版本同樣與前三個版本的整體結構保持了一致，只在各個部分進行了細節(jié)上的修改。但從條文內容上來看，四個版本卻差別巨大。以2009年版和2015年版條例之間的變化為例，2015年版對2009年版條例的修改多達2269處。而2021年版條例對2015年版條例的每一個部分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因此其進行的實質修改數量也不少。由于2021年版本的條例尚未生效，因此本文主要以當前具有效力的2015年版條例作為探討和研究的對象。以下將從保護人權角度和比例原則角度出發(fā)，對2015年版條例的主要變化進行解讀。
?。ǘ娜藱啾Ｗo角度看2015《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主要變化
2015年版本較之以前的版本，更加強調對人權的保護。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版的《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完全延續(xù)并且發(fā)揚了2015年版本條例的人權精神。從2021年版本條例明確將“運動員的權利”納入到“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基本原理”部分的內容中就可見一斑。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修訂過程中的每一次草案，都試圖能夠與有關人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實現兼容。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草案第1稿針對該條例的適用范圍、目的等作出說明：條例的適用應當尊重比例原則和人權。而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第4稿最終確定：應當將人權與比例原則考慮到條例的起草過程中。于是，在2015年版條例的“導論”部分明確做出了規(guī)定：“條例的制定充分權衡了比例原則和人權原則”。本次修訂之后，2015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中與人權有關的主題集中于盡可能使運動員能通過條例獲得公平公正的比賽待遇和比賽結果，避免運動員的相關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受到侵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運動員有公平進行聽證的權利以及獲得聽證決定通知的權利
2009年版條例也規(guī)定了運動員聽證權，但其采取列舉式的方式，規(guī)定運動員申請聽證只適用于是否違反了反興奮劑規(guī)則以及對違反規(guī)則行為應當采取的適當處罰這兩種情形。2015年版條例在就運動員依法享有的聽證權利做出規(guī)定時，選擇的是概括、納入的方式，而不再以列舉方式進行規(guī)定，從而擴大了運動員可以申請聽證的范圍。條例第8.1條規(guī)定：任何反興奮劑組織，應當在合理的時間范圍內為涉嫌興奮劑違規(guī)的運動員提供公平公正的聽證會，且需要由聽證委員會參加（2021年版本在此基礎上，還特地強調了聽證程序的獨立性）。與此同時，該條評論也強調，各反興奮劑組織應當嚴格按照《歐洲人權公約》第6.1條的相關規(guī)定，遵循國際法普遍接受原則，保證涉嫌興奮劑違規(guī)的人員可獲得公正、及時的聽證機會。因為條例第8.1條中加入了《歐洲人權公約》第6.1條確定的程序性保障措施，因此，進一步豐富了該條款的內容。公平聽證是正當程序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這一條款也被普遍認為是確立了基本的程序正義原則。這一修改無疑有利于保障涉嫌違規(guī)者的程序權利，體現了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并重的價值取向，是維護人權的一個重要體現。
2.增加了禁賽期運動員嚴禁參加訓練的例外規(guī)定
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第10.12.2條明確規(guī)定，處于禁賽期的運動員允許其在禁賽期最后25%的時間參與訓練（2021年版條例也延續(xù)了這一規(guī)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對第10.12.2條的評論中寫到：“在許多團體運動和一些個人運動（例如跳臺滑雪和體操）中，運動員無法有效地進行自我訓練，以便在禁賽期結束時做好準備。”可以看出，反興奮劑主要是為了有效禁止非法使用興奮劑的行為，即對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采取懲處措施主要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嚴厲的懲罰只是手段。因此，不只是需要嚴肅處理那些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還需要確保其合法權益。因此，新條例才就禁賽期運動員參加訓練的相關內容做出了規(guī)定，以避免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即允許在禁賽期最后階段歸隊訓練以準備賽事。該條規(guī)定能夠很好地兼顧公平競賽和興奮劑處罰之間的關系，興奮劑條例的權威性、法律效力得到保障的同時，體育賽事的公平性也得到了有效保障。尤其是那些必須在賽前經過訓練才能參加的項目，如果在禁賽期結束之后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才能參賽，意味著其禁賽期被變相延長。因為，第10.12.2條充分體現了懲罰適度、尊重人權的原則。
3.保護清白運動員/輔助人員的隱私權
2015年版條例第10.13條雖然規(guī)定應當公開披露所有處罰的強制性內容，但是，第14.3.3條還明確提出，假如通過聽證會之后，證明當事人并不存在使用興奮劑的行為，那么對于此類情形在面向公眾公開之前必須得到當事人的同意（2021年版條例也延續(xù)了這一規(guī)定）。對于反興奮劑組織而言，需要以恰當的方式使當事人同意公開。假如當事人同意公開，則反興奮劑組織應以完整的或按照他們所認可的編輯后的形式公布決定的內容。第14.3.5條規(guī)定，反興奮劑組織或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認可的實驗室或其官員不能公開評論任何懸而未決案件的具體事實（不包括對程序和科學的一般性描述），但當回應運動員、其他當事人或他們的代表做出的公開評論時除外。這兩條規(guī)定意圖保護的都是清白運動員/輔助人員，即在不能確定是否確實存在違規(guī)的情況下，應當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將當事人視為是清白的，從而保護他們的隱私權，避免他們因為錯誤的判斷而受到不合理的輿論評價。
事實上，馬來西亞著名運動員李宗偉就曾受到這樣的困擾。2014年10月21日，馬來西亞媒體率先披露李宗偉在去年8月份的哥本哈根世錦賽上藥檢不過關。然而當時負責檢查的反興奮劑機構只得到了A瓶的檢查結果，并未最終做出決定，其將情況透露給媒體的行為嚴重侵犯了運動員隱私。條例的規(guī)定正是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的發(fā)生。
?。ㄈ谋壤瓌t出發(fā)看2015《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主要變化
比例原則最初是行政法上用于限制公權力違法的重要手段，其要求實施公權力時要遵守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和均衡性原則（或者狹義比例原則）。適當性原則要求行為的實施要有助于達到行為目的，必要性原則要求實施行為時要在能實現行為目的的前提下選擇對相對人損害最小的一種，均衡性原則是要求實施行為時要達到損害的相對人的利益和所實現的管理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只有實施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大于所損害的利益，實施該行為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2015年版條例中最能體現出比例原則的就是對興奮劑違禁處罰做出的規(guī)定。CAS也多次強調在處罰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時，應當堅持比例原則。但是，這就需要我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比例原則和人權原則是否一致。部分國家已做出規(guī)定，如果反興奮劑處罰不成比例，特別是牽涉處罰期限等問題時，則這樣的處罰是違法的，一些國際性裁決機構與做出了類似規(guī)定。目前，法國、歐盟、德國等都有判例支持該原則。由此可知，目前國際公認禁止過分嚴厲處罰，在處罰中必須嚴格遵循比例原則。為了確保運動員的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有效保障，同時又可實現對處罰興奮劑違規(guī)運動員的目的，2015年版條例對興奮劑違禁處罰機制進行了完善，以平衡人權保障與興奮劑違禁處罰之間的關系，同時也能夠規(guī)制反興奮劑組織的權力?？偠灾?015年版條例對興奮劑違禁處罰機制的完善是以比例原則為指導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對主觀惡性不同的違規(guī)行為施以不同的處罰力度
2015年版條例第10.2.1條規(guī)定，假如當事人或者是其他人可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當事人并不是故意使用了并未在反興奮劑規(guī)則明確規(guī)定的特定物質，亦或者是反興奮劑組織可提供證據證明當事人故意服用為興奮劑規(guī)則明確提及的違禁使用的特定物質，在這兩種情況下，將會對運動員處以禁賽4年的處罰，否則禁賽期限為兩年（2021年版條例也延續(xù)了這一規(guī)定）。此外，第10.2.1條還就減輕禁賽處罰或者是加重禁賽處罰的各種情況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但是，2009年版條例第10.4條明確規(guī)定，首次違規(guī)最高禁賽期限不得超過兩年。故此，對比來講，2015年版條例事實上對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施以更加嚴厲的處罰。通常來講，項目不同的運動員面對4年的禁賽期受到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甚至于在某些項目中，四年的禁賽意味其終生沒有再參加比賽的機會。故此，對原規(guī)則進行修改對違規(guī)行為采取更加嚴厲的懲罰措施，為此進行的每一步探索都會引發(fā)人們對公平原則、比例原則以及當事人合法權益能否得到保證的擔憂，而比例原則的必要性問題正是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此外還需考慮新制定的懲罰規(guī)則是否具有靈活性，即能夠結合案件情況作出適度調整。然而，結合當下的實際情況來看，大部分意見認為4年的禁賽處罰匹配比例原則的必要性要求。因此，關于四年禁賽期的規(guī)定并不過分且合理，符合人權保護的要求。此外，2015版條例中還明確了禁賽期最后階段運動員可參加訓練，這一新增加的內容也充分考慮了禁賽期后運動員的參賽可能，即新條例制定的處罰機制更加人性化，與國際人權機制一致。此外，處罰機制的比例性主要由其實踐中的應用所決定。假如通過該機制能夠將“真正作弊者”從那些“非故意作弊者”中有效區(qū)分開來，而且還可結合案件案情實現靈活運用，那么對于第一次違禁行為處以四年禁賽處罰，很大概率上并不會發(fā)生比例問題。但是，假如證據的困難亦或者是受到有關條款的限制規(guī)定，而導致那些“非故意作弊者”因此而被禁賽甚至導致其職業(yè)生涯因此結束，或者該處罰事實上是自動生效，則此時出現比例問題的概率將會大大增加。換言之，國際仲裁院在保證該制度符合人權原則以及其他相關原則方面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延長對違規(guī)行為的追查時效
2015年版條例第17條做出規(guī)定，從被指控存在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的當日開始之后的十年內，并未向當事人或其他相關人員發(fā)出興奮劑違規(guī)指控通知，則不予許啟動相應調查程序（2021年版本條例也延續(xù)了該條規(guī)定）。但是在2009年版條例中該時效為8年，即逾期超過8年就無法再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換言之，興奮劑違規(guī)追訴時效延長至10年，如果是發(fā)生于10年以上的違規(guī)行為就無法再啟動調查程序。應當承認，對時效的調整同樣體現了比例原則。首先，它符合適當性原則。近年來出現了由于超出追查時效而無法對經查證實的違規(guī)行為進行處罰的情況。如果追查時效過短，則會大量出現因超出追查時效而對查證確實存在的違規(guī)行為不予處罰的情形，這雖然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但實際上會在輿論中造成不好的影響，使違規(guī)者心存僥幸，不利于反興奮劑工作的開展。因此，延長時效才能達到懲治目的。其次，它也符合必要性原則。過度延長追查時效不利于維護穩(wěn)定，會使曾經因過失違規(guī)但未受到處罰的運動員或輔助人員惶惶不可終日，難以全身心投入到新的訓練或生活中。為了達到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實現公平正義之間的平衡，經過相關專家的論證后，條例將時效定為10年較為適宜。這既能達到國際反興奮劑機構打擊違規(guī)行為的目的，又避免因追訴時效過長而使運動員權利遭受減損。
3.對實施經濟制裁的限制
2015年版條例中涉及到經濟制裁的條款明確提出了比例原則。2015年版條例第10.10條規(guī)定，在對興奮劑違規(guī)人員采取經濟處罰時要求嚴格落實比例原則，同時，經濟處罰并不代表能夠據此而減輕對當事人的其他處罰，比如禁賽期限的處罰等（2021年版本條例也延續(xù)了該條規(guī)定）。對于反興奮劑組織而言，可依照本組織制定的規(guī)則和違反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規(guī)定，按比例收回成本或進行經濟制裁。但是，反興奮劑組織只有在已經施加最大適用期限且滿足比例原則的情況下才可以實施經濟制裁。即便如此，收回成本或經濟制裁不能作為減少競賽期或條例規(guī)定下其他處罰的依據。從條例的規(guī)定可知，比例原則已經成為了對違規(guī)者進行經濟制裁的前提。條例的這一規(guī)定其實主要體現了比例原則的必要性原則要求，即在能夠達到制裁目的的前提下，要秉持對運動員的最小損害原則，需要慎重考慮是否需要進行經濟制裁，如果需要進行經濟制裁，制裁的數額應當如何確定等一系列問題。即是否進行經濟制裁以及經濟制裁的數額都不能超過必要限度。
通過前面的論述可知，無論是人權保護的強調還是比例原則的應用，其最終目的都在于對運動員權利的保障。從上述介紹中可以窺見，新版條例并不希望為了達到反興奮劑的目的而對運動員或其他相關人員的權利進行不合理的限制，而是力求在保護競賽公正的基礎上盡可能地保護人權并限制濫用公權力的行為。因此，2015年版條例修改的核心在于，在規(guī)范違反反興奮劑規(guī)則行為的懲罰的同時盡可能保障運動員的權利?？梢钥闯觯?015年版條例是以對運動員的權利保障作為主要價值取向的。那么，我國作為條例的簽約方，制定的國內反興奮劑相關規(guī)則是否滿足條例的要求？下文將分別介紹我國反興奮劑領域立法和實踐的現狀，并結合上述新版條例的價值取向進行評價。
二、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現狀及其不足
新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對人權原則和比例原則的強調事實上是出于保障比賽公平公正進行的同時不侵害運動員權利（無論該運動員在興奮劑問題上違規(guī)與否）的需要。如何在規(guī)制運動員行為的同時避免對運動員權利的最小損害？人權原則要求在調查、取證運動員可能的違規(guī)行為的過程中必須要保障運動員的實體權利以及程序權利免遭不當侵害；比例原則則強調在對運動員的違規(guī)行為進行處罰時關注處罰手段與處罰目的之間的關系，衡量比賽的公共公正價值以及運動員的未來發(fā)展價值，不可過渡處罰運動員致使運動員運動生涯的終結，也不可過輕處罰運動員致使比賽應有的公平公正價值無法彰顯。據此，若以新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作為標桿來審視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現狀，我們可以遵循以下思路：首先，以人權原則作為標準對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與對運動員違規(guī)與否的調查、取證、救濟相關的規(guī)定進行審視，以判斷我國反興奮劑立法是否充分保障了運動員在調查取證過程中的實體權利以及程序權利；其次，以比例原則作為標準對我國反興奮劑相關立法中與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相關的相關規(guī)定進行審視，以判斷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對于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是否恰當、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一）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的現狀
目前，我國反興奮劑領域的立法是圍繞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興奮劑條例》（2018年最新修正）（下文簡稱“《反興奮劑條例》”）而展開的。涉及到興奮劑的檢查和管理方面，主要的規(guī)章制度是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反興奮劑管理辦法》（2015年施行）及其配套規(guī)范性文件《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2015年施行），以及《興奮劑檢查工作人員管理暫行辦法》（1998年施行）和《興奮劑檢查官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2012年施行）。涉及到運動員權利保障方面，主要的規(guī)章制度是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聽證規(guī)則（暫行）》（2018年修訂）。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運動員治療用藥豁免管理辦法》《2015年興奮劑目錄最終版》《中心關于隱私和個人信息保護規(guī)定》《世界反興奮機機構禁用清單國際標準2017》《蛋白同化制劑、肽類激素進出口管理辦法》（暫行）等法律法規(guī)中都有涉及到反興奮劑相關的內容。從現行有效的法規(guī)看，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系統(tǒng)的反興奮劑國內法規(guī)體系，內容包含從興奮劑檢測到判定違規(guī)以及違規(guī)處罰等各方面內容。2015年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頒布之后，我國根據新版條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興奮劑條例》《反興奮劑管理辦法》等相關國內法規(guī)也進行了相應修改，以和國際標準保持一致。
就立法層次而言，目前我國反興奮劑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仍然較為零散，且效力層級不高。我國尚未出臺專門的“反興奮劑法”，目前反興奮劑工作領域最主要的指導規(guī)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興奮劑條例》僅僅屬于行政法規(guī)，尚未上升到法律層級。
就對運動員權利保障而言，國家體育總局《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是目前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唯一以保護運動員權利為核心目的而頒布的規(guī)章，該規(guī)章明確賦予了運動員聽證的權利?！杜d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于2011年頒布，2018年修訂，此次修訂參照了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相關規(guī)定做出了相應的修改。值得一提的是，相比2011年頒布的《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2018年做了許多有益的修改，促進了我國反興奮劑領域聽證制度的完善。首先，完善了聽證的形式，既包括正式的聽證會，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申請臨時聽證會，更加有益于運動員聽證權的實現。其次，聽證會委員會的組成更加科學合理，不僅明確規(guī)定組成人員需要具備法學、醫(yī)學、體育運動以及相關學科的背景，更明確了聽證委員會組成的排除規(guī)則，即體育主管部門、中國奧委會、反興奮劑中心的工作人員不得擔任聽證委員會委員。這一規(guī)定無疑有助于保障聽證結果的公正性。之所以會設置聽證制度主要是為了確保能夠基于案件事實作出判決，以確保裁決的公正、公平。因此，當事人可依法提出召開聽證會的要求，在聽證會上發(fā)表其觀點，由參與聽證會的聽證員就當事人是否存在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進行裁決。毋庸置疑，《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的頒布是我國反興奮劑領域向保護運動員權利方向邁進的重要一步。
（二）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的不足
盡管我國《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規(guī)則》詳細規(guī)定了當事人所依法享有的聽證權，為我國反興奮劑領域運動員的權利保障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國反興奮劑領域立法對于運動員權利的保障仍然沒有充分貫徹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1.我國反興奮劑立法對人權原則的貫徹不足
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總體上表現出偏重處罰而輕人權的特點，這是導致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的具體規(guī)定忽視運動員人權價值的根本原因。從國內的反興奮劑立法情況來看，當前已有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主要秉持著“嚴厲打擊”“零容忍”的原則，更加注重依法嚴厲懲罰違規(guī)行為?！斗磁d奮劑條例》明確提出在反興奮劑工作過程中應當堅持的指導方針是：“嚴格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而后，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反興奮劑管理辦法》第四條也同樣堅持了“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的指導方針。在“三嚴方針”的指導之下，反興奮劑的義務以及對違反反興奮劑相關規(guī)則行為的追查、懲罰等方面的內容成為我國反興奮劑相關的行政法規(guī)、部門規(guī)章的重點。我國反興奮劑領域最重要的規(guī)范——《反興奮劑條例》對“反興奮劑的義務”“法律責任”都進行了專章規(guī)定，在“反興奮劑的義務”章節(jié)中明確了運動員應當履行的反興奮劑的義務與責任；在“法律責任”章節(jié)則明確了運動員違反《反興奮劑條例》應當承擔的處罰后果。出于人權保障的目的，義務的承擔應當要以權利的享有為前提，僅僅課以義務而不賦予權利，無疑是對義務承擔主體人權的限制。遺憾的是，該條例并未就違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運動員可享有的合法權利作出詳細的規(guī)定。除此之外，《反興奮劑管理辦法》同樣也在專門章節(jié)對違反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運動員的處罰做出了規(guī)定，遺憾的是該管理辦法同樣未涉及到任何與運動員合法權利保護相關的內容。國家體育總局出臺的《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盡管在“爭議解決”一章中涉及到了部分與運動員程序救濟權利有關的內容，但是相關規(guī)定卻十分原則化，缺乏實操性。例如，該通則規(guī)定了運動員可以申請裁決的權利，但是裁決的機構、申請裁決的程序等方面的內容都沒有進一步規(guī)定；該通則同樣也規(guī)定了運動員可以向國際體育仲裁院申請裁決的權利，但是出于成本考量，這一權利實質上很難于落到實處。而《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聽證規(guī)則（暫行）》盡管是針對運動員的程序救濟權利而出臺的規(guī)范，但是其效力層級較低。與此同時，該規(guī)制自身也存在諸多缺陷，例如聽證制度并非是解決爭議的終端程序；專家在聽證會中只負責對反興奮劑中心提出建議，對反興奮中心并無直接約束力，最終仍由體育組織作出決定，缺乏解決糾紛的實效性等等。就目前來看，《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聽證規(guī)則（暫行）》仍難以與國際反興奮劑處罰救濟形成對接，在國際體育治理層面無法協(xié)調一致。
其次，我國反興奮劑立法缺乏關于爭議解決機制的具體規(guī)定，致使我國運動員的救濟權利在事實上難以落實。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是當事人不服體育組織作出的興奮劑處罰決定，由獨立、公正的興奮劑爭議解決機構審查處罰決定的糾紛解決程序機制，也被稱為處罰決定的上訴機制。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的設立，對于違反反興奮劑相關規(guī)定的運動員的權利保障而言，至關重要。體育總局出臺的《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十一章對“爭議解決”做出了專章規(guī)定。根據《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八十九條的規(guī)定，我國運動員具有申請裁決的權利。遺憾的是，該條僅僅規(guī)定了違反興奮劑相關規(guī)定的運動員具有申請裁決的權利，但是落實運動員裁決權利的核心——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仍然處于空白狀態(tài)。《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列舉了運動員可以申請裁決的具體情形，但是應當向哪一機構提出裁決申請？申請裁決的期限和程序是什么？裁決應當如何做出等等方面的問題都沒有得到進一步明析。也就是說，我國目前仍然沒有建立起一個專門的適用興奮劑爭議的解決機制。在這種情況下，當我國運動員在國內反興奮劑工作過程中產生了糾紛，其無法按照固定的程序向固定的爭議解決機構提出裁決申請。 根據《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我國運動員也有“向國際體育仲裁院申請裁決”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僅僅適用于國際賽事中的興奮劑糾紛或者是適用于國際級運動員。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第13.2.1條規(guī)定，國際體育仲裁院僅受理涉及國際賽事或國際運動員的興奮劑糾紛。當國內上訴機制缺位時，運動員不能直接向國際體育仲裁院上訴。國際體育仲裁院的裁決實踐也不承認當事人在缺少獨立、公正的國內上訴機構情況下，有向國際體育仲裁院上訴的權利。由于國內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的空缺，申請國際仲裁裁決的適用條件有限，事實上導致了我國運動員在面臨違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情況下相關救濟權利的虛置狀態(tài)。
2.我國反興奮劑立法對比例原則的貫徹不足
從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相關規(guī)定來看，比例原則主要運用于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中，它是對處罰手段與處罰權力的約束，以防止對違規(guī)運動員造成過重處罰的后果。就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涉及到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的相關規(guī)定來看，我國反興奮劑立法中對運動員的處罰尚有存在不符合比例原則的地方，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關于興奮劑違規(guī)的經濟處罰的規(guī)定。
2015年《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在對經濟制裁進行規(guī)定時，明確規(guī)定：“反興奮劑組織可在其規(guī)則中規(guī)定，要求部分支付興奮劑違規(guī)所產生的成本或對興奮劑違規(guī)進行經濟處罰。然而，反興奮劑組織只能在施加可適用的最長禁賽期的情況下，才可實施經濟處罰。經濟處罰須在滿足比例原則的前提下才能實施。”根據這一規(guī)定，符合比例原則的經濟處罰應該滿足以下三個條件：首先，必須要區(qū)分兩種不同的經濟后果，第一是合理收回成本，第二是經濟性罰款；其次，適用經濟處罰的基礎和前提是適用了最長禁賽期；最后，經濟處罰的具體額度如何確定，必須要具體考慮相關事實，如運動員的年齡、所服藥物有無提高比賽成績的事實以及運動員的實際經濟負擔能力等因素，以此確保處罰的程度應當與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的嚴重程度相稱，避免實施超過必要限度的經濟處罰來達到目的。我國《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七十八條同樣對經濟處罰做出了規(guī)定。根據該條的規(guī)定：“當事人被禁賽4年以上的，可以并處負擔20至40例興奮劑檢測費用的處罰；被禁賽2至4年的，可以并處負擔10至20例興奮劑檢測費用的處罰；被禁賽2年以下或免予禁賽的，可以并處負擔不超過10例興奮劑檢測費用的處罰。”同《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相對比，該規(guī)定顯然沒有考慮比例原則的要求。首先，沒有提及“罰款”等字樣，而是以“負擔興奮劑檢測費用”為名，并以例數為計算單位，使得該費用的性質不明，難以判斷應將其歸屬于哪一類“經濟后果”。其次，經濟處罰作為一種附帶處罰，可以與任何禁賽期處罰并用，沒有考慮到若禁賽期處罰已完全足以懲戒運動員時再適用經濟處罰，其實會造成處罰過度，不符合比例原則。最后，由于對費用的界定不清，將難以保障經濟處罰的手段與經濟處罰目的的適配。在這個過程中，比例原則的公平往往是體現在當事人為其違規(guī)行為“買單”的程度上。若出于懲罰目的，無論是將罰款作為禁賽處罰已至極限再無可罰時的補充，還是作為“花錢買教訓”的威懾工具都具有合理性，但是一旦當事人付出的金錢成本遠超過與其違規(guī)行為相稱的程度或超越當事人本人的實際收入水平，不僅影響處罰的正當性，也會損害當事人的基本經濟權利；若出于撤回在當事人處的投資目的，必須明確此類費用非懲罰性，無須以其他處罰為前提，且收取范圍應在法律文本中予以明確，一般可包括比賽獎金的回收、興奮劑檢測費用、案件處理費用、體育財政資金等。
三、我國反興奮劑實踐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對我國反興奮劑實踐現狀的審視同樣可以采取類似路徑：首先，審視人權原則在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的貫徹落實情況；其次，審視比例原則在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的貫徹落實情況。
?。ㄒ唬┪覈磁d奮劑的實踐現狀
我國目前的反興奮劑管理體制為，反興奮劑工作主要由國家體育總局負責，包括相關政策的制定、重大決定的做出等都由體育總局負責，其他相關部門應當積極配合，而反興奮劑的具體工作則是由中國反興奮劑中心負責實施，主要工作內容涵蓋了宣傳教育、興奮劑檢查等。具體如下圖所示：
圖1 我國興奮劑管理體制示意圖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反興奮劑工作主要是由國家體育總局下設的反興奮劑中心開展。在該中心下，設有專門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該實驗室連續(xù)23年通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資質考試，興奮劑控制質量管理體系順利通過英國標準協(xié)會（BSI）質量管理體系標準的升級培訓，在世界范圍內居于領先水平。
因為我國反興奮劑的態(tài)度和立場十分堅定，同時，伴隨著相關技術的不斷發(fā)展與日益成熟，我國反興奮劑工作獲得了快速發(fā)展。特別是近幾年，不管是從檢查數量還是宣傳教育方面，都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在國際反興奮劑組織中，很多重要職務都是由中國人擔任。此外，我國也積極參與國際反興奮劑交流活動。2019年７月１６日，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發(fā)起并主辦首屆國際反興奮劑工作專業(yè)研討會。來自全球33個國家的反興奮劑組織共78人參會。會上，與會代表共同探討各類綜合性運動會反興奮劑的措施與經驗，以為全球反興奮劑工作的開展提供參考。
總而言之，自我國反興奮劑中心成立三十多年來，我國反興奮劑工作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我國在國際反興奮劑領域的話語權也在不斷上升。
（二）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運動員權利保障的不足
我國反興奮劑實踐同樣表現出對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的貫徹落實不足的問題，導致了實踐中大量侵犯運動員權利的現象。
1.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人權原則的不足
我國運動員在反興奮劑實踐中權利意識較為薄弱，缺乏維護其權利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在我國缺乏興奮劑爭議解決機制的情況下，申請聽證的權利是目前我國運動員在興奮劑違規(guī)懲罰救濟過程中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的手段，但是從目前的實踐來看，我國運動員申請聽證程序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仍然較為薄弱。根據我國反興奮劑中心數據顯示，2018年申請聽證的人次僅16次，而該年被確診違規(guī)的案例有70例；2017年申請聽證的人次為50次，而該年被興奮劑檢測呈陽性的案例有148例。這表明聽證制度在我國反興奮劑制度框架下沒有得到妥善的運用，不符合新版條例要求的保護人權原則。這種結果一方面是因為運動員的維權意識不強，在涉及到興奮劑違規(guī)時沒有主動申請聽證或由于缺乏對相關制度的了解從而錯過申請時間，一方面是制度設計上沒有將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作為判定違規(guī)行為的一種必要程序。應當認識到，聽證制度存在的意義在于保證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對于由于嚴重違規(guī)可能承擔4年禁賽期或可能承擔刑事責任的運動員或輔助人員來說，保證其聽證權利十分重要。因為一旦違規(guī)行為被認定，面臨的后果對違規(guī)者來說極其嚴重，可能使運動員錯失短暫的競技黃金時期，而運動員或輔助人員本人可能對相關的規(guī)定和程序缺乏足夠了解，有權利得不到充分行使的可能性。
興奮劑檢查官隊伍的素質有待提升，在反興奮劑執(zhí)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忽視運動員權利甚至是侵害運動員權利的情況。
2.我國反興奮劑實踐中比例原則的不足
在反興奮劑實踐中，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既有立法自身的缺陷，也有實踐操作的混亂），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存在大量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情形：
首先，關于禁賽期的處罰在實踐中的運用存在與比例原則背離的情形。由于對處罰標準的理解與界定不統(tǒng)一，導致我國反興奮劑管理機構對反興奮劑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嚴重背離了比例原則的要求。我國興奮劑違規(guī)處罰的規(guī)定主要是體育總局出臺的《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根據該通則，對違規(guī)運動員的處罰，由于故意與非故意的不同，處罰結果也會大大不同。盡管《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六十條對“故意”的認定進行了解讀，但是在實際中，到底哪些情形屬于故意，哪些情形屬于非故意，仍然需要具有處罰權的反興奮劑管理機構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認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對故意和非故意的標準沒有達成一致，就極易發(fā)生相似情形不同處罰決定的情況，這對運動員的權利而言，無疑是一種極大損害。以歐陽鯤鵬和寧澤濤的禁賽處罰為例，前者因在吃燒烤的過程中食用了含瘦肉精的肉致其尿檢呈陽性，被中國泳協(xié)開出了終身禁賽的罰單（不過在WADA和國際泳聯(lián)的介入下，歐陽鯤鵬的禁賽期最終被縮短到了兩年）；而后者同樣因被查出服用含瘦肉精的食物，被中國泳協(xié)禁賽了一年。在2014年，孫楊因為服用心臟病藥物，被查出了使用違禁藥物，被中國游泳協(xié)會禁賽三個月，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表示，孫楊有過失但無重大過錯，3個月禁賽比較合適。事實上，以上三種情形在本質上很難明確區(qū)分出過錯程度的大小，但是最終獲得的處罰結果卻具有天壤之別。由于處罰標準認定裁量的不統(tǒng)一，導致處罰結果的迥然不同，這對運動員而言是十分不公正的。
其次，經濟處罰在實踐中的運用也與比例原則有所背離。根據我國反興奮劑中心公布的2017年至2019年的違規(guī)處理結果來看，我國興奮劑違規(guī)經濟處罰在實踐中與比例原則的背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沒有厘清禁賽期處罰與經濟處罰之間的關系。根據反興奮劑中心公布的處理結果來看，我國經濟處罰的適用并沒有以最高禁賽期處罰為前提，甚至存在沒有施加禁賽期處罰而直接適用經濟處罰的情形。不以最高禁賽期作為經濟處罰的前提，會導致通過經濟處罰縮短禁賽期的后果，很有可能造成處罰結果與公正公平的背離，不符合比例原則手段與目的必要性的要求；也有可能會出現對運動員過度處罰的后果，很有可能原本的禁賽期處罰已經足以達到懲處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再施加經濟處罰，無疑就會導致處罰過度，不符合比例原則手段與目的的適當性要求。另一方面，對經濟處罰的具體數額的確定沒有充分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導致數額本身過重。以2017年為例，存在多例對未成年運動員施加負擔40例興奮劑檢測費用（折算人民幣40000元）的情況。這就沒有實際考慮到未成年運動員的經濟來源狀況及其可負擔的罰款限度，看似“一視同仁”的做法，實則并不公平也不合理。一般情況下，未成年人往往沒有或者很少有個人財產可用于支付反興奮劑處罰規(guī)則中金額高達2萬甚至4萬的興奮劑檢測費用，于是其監(jiān)護人或近親屬將被迫“株連”，以至于實際承擔了本不該承受的繳納罰款的義務，該項經濟處罰對于未成年及沒有收入來源的中學生運動員而言就失去了威懾和教育的意義。
四、我國反興奮劑立法與實踐的完善
在指出我國反興奮劑立法與實踐中的不完善之處之后，下一步就是討論如何在這兩個方面進行改進與完善。根據前文指出的不足，相應地，我國反興奮劑立法與實踐的改進與完善主要要加強貫徹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
?。ㄒ唬┪覈磁d奮劑立法質量的改進路徑
改進我國的反興奮劑立法最重要的舉措就是要在立法中充分貫徹人權原則與比例原則。在立法中加強對于人權原則的貫徹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在立法原則上體現出重視人權的觀念。為了加強對于運動員人權的重視和保護，在立法上應當不僅僅強調反興奮劑的義務和責任，更應該對于違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運動員可享有的合法權利作出具體規(guī)定。比如要規(guī)定要求獲得公平聽證的權利，數據保護的權利以及樣本收集過程中的一系列權利等。其次，不能僅僅規(guī)定違反反興奮劑規(guī)則的運動員如何處罰的問題，要在反興奮劑立法中增添關于爭議解決機制的具體規(guī)定，保障運動員的救濟權利。我國反興奮劑相關立法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專門適用于興奮劑爭議的解決機制，因而在出現了反興奮劑糾紛時，運動員無法按照固定的程序向固定的爭議解決機構提成裁決申請，從而導致運動員的救濟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美國和日本都建立了專門的興奮劑仲裁機制，2019年1月1日國際仲裁體育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在原有的普通仲裁部門和上訴仲裁部門的基礎上，新設立了興奮劑仲裁部門并開始運作，我國可以從中吸收合理的經驗，完善我國的反興奮劑糾紛處理機制。前文已經指出，我國反興奮劑立法對于比例原則貫徹的不足主要體現在對于興奮劑違規(guī)的經濟處罰的規(guī)定中，因而相應地，要對于興奮劑違規(guī)的經濟處罰進行改進以加強對于比例原則的貫徹。具體說來，要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進：首先，要用“罰款”取代“負擔興奮劑檢測費用”的表述以說明經濟處罰的性質——經濟性罰款；其次，要考慮是否需要對運動員同時適用經濟處罰以及禁賽期處罰，應當根據比例原則進行適度處罰，避免處罰過度；最后，要根據相關事實界定處罰的數額，比如要考慮運動員的年齡、所服藥物有無提高比賽成績的事實以及運動員的實際經濟負擔能力等因素來確定處罰的費用，以確保處罰的程度應當與興奮劑違規(guī)行為的嚴重程度相稱。
（二）我國反興奮劑實踐效能的提升路徑
為了在實踐中加強對于運動員人權的保障，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增強我國運動員在反興奮劑實踐中的權利意識，加強維護自身權利的主動性與積極性。聽證制度是運動員維護自身救濟權利的一個重要制度，為了加強在實踐中對于運動員救濟權利的保護，應當在制度上將興奮劑違規(guī)聽證作為判定違規(guī)行為的一種必要程序，并且應當加強運動員對于聽證制度相關規(guī)定和程序的了解，充分保障運動員行使申請聽證的權利。此外，聽證筆錄是聽證程序的核心部分，在實踐中要建立聽證的監(jiān)督制度，明確聽證筆錄的法律地位問題，保障聽證筆錄是在公開、公平、公正的程序下記錄的。其次，要大力提升興奮劑檢查官隊伍的素質，避免在興奮劑執(zhí)法過程中忽視甚至侵害運動員權利的行為。具體說來，一方面要調整檢查官人員的構成，提高檢查官的選拔及考核要求；另一方面，增加對檢查官的職業(yè)培訓以及對運動員人權保障的相關指導，提升檢查官的職業(yè)素養(yǎng)以及對于人權保障的意識。
此外，在實踐中還要改進違背比例原則的情形。首先，在實踐中要統(tǒng)一對于處罰標準的認定裁量，嚴格遵守同案同判原則。根據對《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分析與借鑒，比例原則在實踐中主要體現為加重對于運動員故意使用興奮劑行為的處罰以及放開運動員無重大過錯或無重大疏忽情形的禁賽期下限。也即，在確定處罰程度時要充分考慮運動員的主觀狀態(tài)。但在實踐中需要注意的是，要保證不同案件中運動員的主觀因素對于處罰后果的影響程度一致，不能同案不同判。其次，在經濟處罰中，一方面要厘清經濟處罰與禁賽期處罰的關系，明確兩種處罰的適用情形，尤其要明確規(guī)定是否經濟處罰是否以禁賽期處罰為前提；另一方面，在確定經濟處罰的具體數額時要充分考慮運動員本身的因素，避免處罰數額超過其違規(guī)的嚴重性，保障處罰程度與處罰目的相適配。
結 語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國際反興奮劑工作越來越重視保護運動員及輔助人員的人權以及對反興奮劑機構權力的限制，相關的制度和規(guī)則都在不斷發(fā)展變化?！妒澜绶磁d奮劑條例》作為反興奮劑領域最重要的基礎性國際公約，秉持著人權原則和比例原則，對各國的反興奮劑立法和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國在反興奮劑領域一直堅持“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的方針并努力和國際接軌，但目前我國在立法和實踐中對人權原則和比例原則的貫徹都存在不足，沒有很好地平衡處罰的正義與運動員權利保護之間的關系。《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為未來我國反興奮劑立法和實踐的改進指明了方向。對于立法方面的不足，我國應當根據相關國際條約及慣例的要求盡快對國內規(guī)則進行修改，同時積極參與到國際反興奮劑工作中，以助力國際反興奮劑工作的順利開展；對于實踐中的不足，一方面，我們需要不斷完善立法，增強實踐指導；另一方面，我國應當積極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成功經驗，充分利用相關資源，盡可能提高運動員和輔助人員的規(guī)則意識和權利意識。2015年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已經根據運動員人權保障的需求而積極引入人權保障和比例原則等內容，以對運動員的權利保護作為價值指導。我國也應當順應國際潮流，在反興奮劑立法和實踐中實現從重懲罰到重權利保障的價值轉換，以更好地平衡反興奮劑處罰以及運動員權利之間的關系。
?。ǘ未合?，天津商業(yè)大學體育教學部講師；主要從事體育運動訓練與教學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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