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隨著聯合國關于《在國際人權法中規(guī)范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活動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及其修訂草案的通過，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編纂工作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該文書旨在通過強化國家義務來補充跨國公司履行人權責任的不足，并以確立母國域外人權管轄的方法來改善東道國對于人權侵害的救濟不力問題，但是由于其所規(guī)定的人權義務及法律責任超越了目前各國國內的人權制度，并沖擊著已有的國際人權保障理論與實踐，因而遭遇了種種挑戰(zhàn)。為了解決各國的相關分歧，該文書今后的編纂工作應該進一步立足于現有的國內及國際法律制度與實踐，在平衡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的利益，兼顧公平對待跨國公司及人權保障目標的前提下，來推進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硬法化”進程。
關鍵詞：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 域外人權義務 域外管轄 預防性盡職義務
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問題是國際人權法乃至國際法學界關注的熱點。在理論層面，它關涉國際法的主體、管轄權以及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等基本問題；在實踐中，則涉及母國和東道國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措施履行國際人權義務，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問題。一直以來，由于跨國公司并非國際法主體，因此援用國際法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實踐無法得到全面推進，致使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事件屢有發(fā)生，卻因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或者政府的懈怠而得不到有效預防和懲治。
聯合國多年來一直致力于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問題，并采用了兩種解決路徑：一是從工商企業(yè)的人權責任進路來規(guī)制跨國公司；二是通過國家和企業(yè)的雙重人權責任框架來規(guī)制跨國公司。在最近幾年，鑒于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問題始終無法突破發(fā)展瓶頸，聯合國逐步將規(guī)制的重心移向國家的義務與責任，并于2018年7月至2020年10月期間先后通過了《在國際人權法中規(guī)范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活動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以下統(tǒng)稱“《法律文書》”)的零草案(zero draft)及其修訂草案，試圖將跨國企業(yè)的人權責任問題全面納入國家人權義務范疇予以監(jiān)督。上述法律文書不僅增強了國家預防和保護的義務，而且在人權義務的域外適用等領域也有所突破。由于目前國內外多數研究還停留在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的人權責任的探索層面，未能及時跟進聯合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新發(fā)展及其影響，因此本文旨在通過對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歷史分析來揭示強化國家人權義務的趨勢及意義，并以《法律文書》的編纂及其最新成果為線索探究聯合國近年來在這一領域所做的嘗試及軟法治理的現狀和問題，在論證國家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必要性的同時，揭示國家利益的沖突等問題及挑戰(zhàn)，從而為中國在編纂工作中維護國家利益、有效應對矛盾與分歧并發(fā)揮積極作用提供智力支持。
一、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歷史演進
(一)從編纂條約簡化為制定原則的妥協(xié)
早在20世紀70、80年代，工商企業(yè)尤其是跨國公司損害人權的問題就引起了聯合國的關注。對此，聯合國曾經試圖編纂一項關于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的人權責任條約來改善這一問題，但是在經過了長達三十年的努力后，這一嘗試屢屢受挫，并暫時以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軟法”——《工商業(yè)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救濟”框架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作為階段性成果而告終。
聯合國最早的編纂工作始于1974年，由經社理事會建立的跨國公司委員會負責制定關于跨國公司經營行為的準則。1982年，該委員會完成了第一份《跨國公司行動守則》草案的編纂，并在反復討論后，于1990年由經社理事會提交聯合國大會審議。由于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對于守則的法律性質、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待遇及管轄權等問題存在較大分歧，該草案并未獲得通過。然而，隨著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問題愈演愈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安南先生又在1999年提出了“聯合國全球契約”的倡議來推動跨國公司對于人權責任的履行，要求全球企業(yè)不僅在公司運營中遵守涉及人權、勞工、環(huán)境、反腐敗的10項契約，還要適當支持公共政策的實施；呼吁“企業(yè)應當支持和尊重對國際公認的人權的保護”，并“應保證不與侵犯人權者共謀”，從而減少對于人權的侵害。
據此，聯合國啟動了新一輪關于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的編纂工作，并交由人權委員會來完成。2003年，人權委員會向經社理事會提交了《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在人權方面的責任準則》(以下簡稱“《責任準則》”)，嘗試直接為跨國公司等工商企業(yè)規(guī)定強制性的人權責任?！敦熑螠蕜t》確定了國家在人權領域的首要責任，同時確認工商企業(yè)在其影響范圍內有義務尊重、保護和增進人權。由于該準則旨在提供“世界上最全面和最權威的公司準則”，因此引起了來自工商業(yè)界的強烈反對。國際商會與國際雇主組織聲稱，“人權小組委員會試圖強化私人商業(yè)者的義務，向人權私人化方向邁出的步伐過于激進，《責任準則》草案甚至已經遺漏了國家。”由于跨國公司等工商企業(yè)及其母國的極力反對，《責任準則》未獲得通過。
鑒于直接對跨國公司課以人權義務的嘗試再遇障礙，2005年人權委員會任命約翰•魯格(John Ruggie)為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問題秘書長特別代表，繼續(xù)開展相關研究。魯格在參考“公司依國際法應承擔的責任與域外監(jiān)管問題的會議討論”和“涉及公司侵犯人權行為的范圍與形式調查”等文件的基礎上，于2011年向人權委員會提交了《保護、尊重和救濟：工商業(yè)與人權框架指導原則》(以下統(tǒng)稱“《指導原則》”)，該原則確立了解決這一問題的三個支柱：國家保護人權的義務、公司尊重人權的責任以及訴諸補救的措施，由此從工商業(yè)承擔人權責任的直接途徑和國家規(guī)制工商業(yè)的間接途徑同時入手，改善跨國公司等侵犯人權的問題。
《指導原則》通過后，聯合國開啟了對于跨國公司人權責任進行軟法治理的新里程。2011年，人權委員會的“繼任者”——人權理事會在第17屆會議上通過決議，設立了“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業(yè)企業(yè)問題工作組”，負責對于《指導原則》的傳播、推廣和實施，并通過開展國家訪問等工作促進交流，逐漸促成各國及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在該問題上達成共識，以推動該領域的人權保障。
(二)從軟法《指導原則》上升為條約義務的新發(fā)展
在《指導原則》通過兩年后，由于軟法規(guī)則的實施依然無法有效阻止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事件，因此國際社會重又開始醞釀制定新的具有約束力的規(guī)則。2013 年9 月，厄瓜多爾聯合部分亞非拉國家，向人權理事會第24屆會議提交了一份《共同聲明》，認為由于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案件不斷增加，因此有必要制定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來調整跨國公司的行為。《指導原則》的通過只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第一步，為了深化工作成果，應該建立有約束力的法律框架，明確國家的人權義務，強化其保護人權、預防人權侵害的國家行動，從而解決對跨國公司問責不足、受害者不能得到充分法律救濟的問題。因此，在非政府組織的推動下，聯合國將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規(guī)則的“硬法化”問題提上議程。
2014年6月26日，人權理事會在第26屆會議上決定設立“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與人權問題的開放型政府間工作組”，授命其擬訂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2018年，工作組發(fā)布了《法律文書(零草案)》，后于2019年通過了《法律文書(修訂草案)》，以進一步推動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的編纂進程。
《法律文書》是一個關于國家全面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國際文書，草案涵蓋了所有國際公認的人權和自由，不僅規(guī)定了國家懲罰和救濟的義務，還規(guī)定了預防義務；兼顧了國內外及國際層面的各項義務，旨在為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打造新的國際人權法框架?！斗晌臅防^承了《指導原則》的編纂成果，并借鑒了《馬斯特里赫特原則》的基本規(guī)定，全面體現了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最新立場及對于傳統(tǒng)國家義務的回歸，展示了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從軟法規(guī)制向“硬法化”發(fā)展的最新進展。盡管未來的編纂過程將會艱難而曲折，但是該文書具有不可忽視的突破性價值。
二、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新變化及其原因
《法律文書》與以往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思路與重點都有所不同，其最大的變化就是將現有的國際人權法全面適用于跨國公司，通過強化國家義務，特別是跨國公司母國的人權義務，為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履行提供一個更為全面的方案?！斗晌臅返木幾胧且怨ど唐髽I(yè)的人權責任實踐為經驗，在反思東道國人權保障不力的基礎上，結合國際人權法域外適用的發(fā)展，而提出的國家人權義務框架，該文書相較于《指導原則》等國際文件存在鮮明的特征。
(一)全面納入有約束力的國際人權法框架
從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人權責任的編纂歷史及相關實踐來看，盡管國際、國內以及行業(yè)間在過去幾十年已經形成了多層次的軟法治理體系來調整這一問題，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缺乏約束力等原因，《指導原則》等文件所打造的人權責任框架始終存在對于跨國公司問責不足和缺乏救濟的問題。因此，將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全面納入現有的國際人權法框架來規(guī)范和監(jiān)督是歷經各種嘗試后的一種必然選擇。
具體而言，通過強化國家的人權義務來強化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意義就在于：第一，國家對于人權的“保障義務”能夠全面填補跨國公司履行人權責任的空白。盡管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體系歷經發(fā)展，不僅在理論層面得到提升，而且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責任標準，對于規(guī)范跨國公司的經營行為，諸如改善勞工權益、降低經營行為對于環(huán)境的影響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相關人權責任體系仍然存在各種“罅隙”。首先，關于人權責任的軟法規(guī)則或行業(yè)規(guī)范并不完備。目前，只有紡織業(yè)、通信及金融投資等領域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責任體系，其他行業(yè)的人權責任標準與監(jiān)督體系尚未全面建立。例如，采礦業(yè)等資源開發(fā)等領域，由于缺乏人權盡職措施而侵犯東道國環(huán)境權、土著人權利的事件仍然時有發(fā)生。其次，跨國公司履行軟法性人權義務的自覺性不足。其對于人權責任的認知及履責程度既有地域性的差別，也有經濟實力及企業(yè)文化等差別，就連世界知名的跨國公司也會逃避人權責任，這背后的經濟利益始終是對人權最大的挑戰(zhàn)。即使在德國，截至2020年，最多也只有50%的擁有500名雇員的企業(yè)具有相對完善的人權責任框架計劃。第二，軟法治理的最大問題就在于，國際和國內層面的監(jiān)督都十分孱弱。在國內層面，跨國公司等企業(yè)對于自身的人權責任意識較弱，國家的監(jiān)管制度也不到位。在國際層面，盡管聯合國特別程序設立了“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問題工作組”，但是有限的資源和能力對于跨國公司侵犯人權問題的監(jiān)管總是捉襟見肘。因此，當今世界對于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監(jiān)督部分要從“人權風險管理”的進路，依靠經濟措施的調整和激勵，通過市場機遇、客戶的需求、企業(yè)形象以及人權訴訟的損失等方面分析，來引導跨國公司對于人權的尊重和保障。但是這種風險分析在較低的“違法成本”面前往往會顯得無足輕重，太多企業(yè)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依然會拋棄人權義務，經濟性措施終歸需要法律措施的保障才能發(fā)揮效用。因此，將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納入國際人權法框架，交由國家來負責監(jiān)督和實施是最現實的選擇，能夠有效改變跨國公司在履行人權責任上的選擇性和隨意性。國家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方式來引導、敦促、監(jiān)督和規(guī)范跨國公司的經營行為，能夠更加有效地推動人權責任的落實。
(二)強化國家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義務
將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全面納入國際人權法框架下的目的是加強國家在規(guī)制跨國公司中的義務，對此，《法律文書》充實、細化了國家義務的規(guī)定，拓展了國際人權法適用的理論和實踐，但同時也由于超越了各國的人權義務范圍帶來了爭論。第一，《法律文書》將人權的適用范圍擴大至“《世界人權宣言》、任何核心國際人權條約和一國加入的勞工組織基本公約以及習慣國際法”中所有公認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突破了《指導原則》中關于“《國際人權憲章》以及關于國際勞工組織《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所規(guī)定的人權”的范圍。第二，《法律文書》拓展了國家規(guī)范跨國公司的義務范圍，具體而言包括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增加了國家規(guī)范跨國公司域外經營行為的義務。以往的《指導原則》為了促成各國的意見一致，并不強求國家“管制設在其領土和/或管轄范圍內的工商企業(yè)的境外活動”，但是這樣的原則性規(guī)定一直備受詬病，被學者們認為“不顧當前國際人權法的發(fā)展，其保守態(tài)度阻礙了國家域外人權義務的發(fā)展和對跨國公司域外侵犯人權問題的解決”。針對于此，《法律文書》明確設立了國家規(guī)制跨國經營行為的義務。其次，增加了預防的義務。預防義務的設立被認為是《法律文書》的一個亮點，其在總結各國已有經驗基礎上，為國家建立了規(guī)范跨國公司行為的立法與行政監(jiān)督框架。該義務包括締約國應確保在其領土或管轄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尊重人權，防治侵犯人權事件，并采取必要措施履行“人權盡職”責任，例如對于經營活動進行環(huán)境和人權影響評估，公開和定期報告財務和非金融事項，包括政策、風險、結果和人權、環(huán)境和勞工標準指標等，以備國家和社會的監(jiān)督。與此同時，締約國的預防義務所涉及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其應確?？鐕緦τ?ldquo;自然人或法人之間進行商業(yè)活動的任何關系，包括通過附屬機構、分支機構、代理人、供應商、合伙、合資企業(yè)、獨資企業(yè)或一國國內法規(guī)定的其他結構或合同關系進行的活動，包括以電子方式進行的活動”負有預見和防治義務。最后，強化了懲罰的義務。其一，國家有義務建立關于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責任及懲罰體系，同時確保為受害者提供適當的救濟。其二，對于跨國公司有管控或預見風險的能力，卻未能阻止侵害人權的情況，國家有義務追究其法律責任。但是實踐中，對于風險的評估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尤其是對于跨國人權風險的預見能力在實踐中的評判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其三，國家有義務對于跨國公司及其有關分支機構在經營活動中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刑法、民法和行政處罰，并應確保其國內刑事立法承認國際法所涵蓋的刑事犯罪，并追究刑事責任。
(三)強調母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人權義務
與國家域外人權義務相呼應，《法律文書》最大的變化是增添了跨國公司母國的人權義務。母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義務是對于東道國人權義務及管轄權的補充，旨在改善東道國對于人權問題上的監(jiān)管不力，彌補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之間在涉及跨國經營行為時所體現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層面的現實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權保障漏洞。具體來講，跨國公司母國人權義務的確立主要基于如下具體原因。
第一，東道國在規(guī)制跨國公司方面的乏力導致多數人權問題無法解決。在現有的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框架下，東道國對于跨國公司經營行為負有首要的監(jiān)督義務，對于跨國公司損害人權的情況，東道國既有權力通過行政、司法等途徑為受害人提供救濟，又有便利執(zhí)行司法裁決或調解協(xié)議等，保證受害人獲得最終的賠償。但是，近年來的一些案例表明東道國在履行上述義務時屢屢失職。一方面，東道國因為經濟利益而疏于對跨國公司進行人權監(jiān)督。這些國家為了發(fā)展往往犧牲環(huán)境和勞動者權益等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嚴重忽略了對于人權的保障。更有甚者，極少數東道國政府因腐敗或維護自身利益的考量，還會與跨國公司形成侵犯人權的同謀，為其攫取利益提供軍事、政治等方面的便利。例如，在“鮑托訴雪佛龍石油公司案”中，雪佛龍尼日利亞子公司被指控與尼日利亞軍方一起暴力鎮(zhèn)壓當地群眾的抗議活動。在這樣的國家中，政府無意規(guī)制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行為，導致本國的受害人無法獲得救濟。另一方面，即使東道國有意愿懲罰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行為，卻可能受制于自己的能力不足而無法進行有效監(jiān)管。實踐中，跨國公司及其母國的政治、經濟實力遠超東道國，東道國多數都是發(fā)展中國家，其中不乏一些極度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由于自身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規(guī)章等不夠健全，同時也缺乏監(jiān)管跨國公司的專門資源與技術，因此，對于跨國公司在人權領域的監(jiān)管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二，母國具有規(guī)制跨國公司域外人權行為的必要性及優(yōu)勢。母國的域外人權義務的提出實際上是針對東道國無法提供適當救濟的補充方案，旨在敦促母國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式來監(jiān)督跨國公司經營行為的合法性，減少侵權事件的發(fā)生，從而為推進跨國公司履行人權責任而打造出東道國和母國共同管轄的雙重保障機制。實踐中，母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具有比較明顯的優(yōu)勢。首先，母國可以通過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及多種政策法規(guī)來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域外行為，不僅可以起到事后救濟的作用，而且能夠通過監(jiān)督和引導等多種途徑來預防侵權行為。其次，跨國公司的母國大多是發(fā)達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充足的資源與專業(yè)技術對于本國跨國公司進行監(jiān)管和規(guī)制。相較于東道國，母國的賠償標準通常比較高，從某種程度上有利于域外的人權受害者，并形成足夠的震懾。最后，母國對于跨國公司的規(guī)制與其承擔的國際人權義務相一致，這也是聯合國進行人權監(jiān)督的趨勢和重點。在國際層面，條約機構不僅明確指出國家對于跨國經營行為的規(guī)制義務，而且在國別結論性意見中對相關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建議和監(jiān)督。例如，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關于食物權、水權、健康權、工作權、社會保障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權利、享受公正和良好工作條件的權利的一般性意見中，不僅強調了國家的國際合作義務，而且指出了域外義務的內容。其中，在第15號一般性意見中提出，締約國必須尊重其他國家人民對水權的享有，采取措施禁止本國公民和公司侵犯其他國家個人和群體的水權，并根據水資源供給情況促進在其他國家實現水權。此外，特別程序報告員還在國別訪問中做出了相關建議。例如，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業(yè)企業(yè)問題工作組在訪問美國后，提出工作組收到了很多關于美國應當加強對本國企業(yè)域外侵犯人權受害者救濟的意見，建議該國家采取措施解決監(jiān)管上的空白或消除阻止受害人將案件提交法院的實際上或法律上的障礙。
就總體而言，《法律文書》擬使國家確?？鐕咀袷厮泄J的人權義務，防范國內外相關經營活動中的侵權行為，并予以法律處罰的設計，體現了國際社會全面強化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愿景，同時因為拓展了國家現有的人權義務而遇到編纂困難。但是對于《法律文書》新特點及其變化背景的探究，有助于進一步明確聯合國在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上的發(fā)展趨勢，有利于各國把握《法律文書》編纂的進程，并及時應對分歧與矛盾，確立或調整在參與過程中的立場和策略。
三、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新挑戰(zhàn)
通過國家的人權義務框架來規(guī)制跨國公司既是一種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其在存在顯著優(yōu)勢的同時，也有一些困難和問題，而由此產生的域外人權責任及管轄權的沖突問題則需要進一步探索。
(一)國家利益層面的挑戰(zhàn)
國家利益層面的挑戰(zhàn)主要源于人權保障與經濟發(fā)展的短期利益沖突以及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在重構國際經濟秩序方面的分歧和斗爭。
盡管從長期發(fā)展目標來看，人權保障與經濟發(fā)展是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畢竟發(fā)展歸根結底是人的發(fā)展，但是從短期目標來看，兩者在發(fā)展目標與資源分配方面的確存在競爭關系。對于東道國而言，其在外國投資的法律制度中設立過多的人權標準，勢必會影響吸引外資的能力，與經濟的快速增長、基礎設施建設的緊迫性相比，人權保障往往被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對于母國而言，過多的人權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同樣會束縛本國跨國公司的發(fā)展，增大它們的運營成本，并影響國際競爭力，同時還為國內法院增添了額外負擔，徒增了保障人權的責任。更何況《法律文書》中規(guī)定的受害者的權利，被很多國家認為部分超越了現實。例如，有國家認為《法律文書》要求跨國公司為其供應鏈合作伙伴的行為承擔人權盡職義務，既不現實，也不符合公平和法治原則。與此同時，很多國家還擔心賦予受害者過多的權利，會招致濫訴的風險。因此，《法律文書》中規(guī)定的國家義務因與東道國和母國的國家利益相悖而缺乏號召力。
除此之外，該文件的編纂還特別遭遇了來自發(fā)達國家的阻力。規(guī)范跨國公司經營行為的目的旨在使其在賺取利潤時減少對于東道國人權的侵害，在推進人權國際保障的同時，通過增加跨國公司及其母國的義務對于國際經濟秩序進行適當調整。考慮到當今世界中，跨國公司的母國多數為發(fā)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國家，對于跨國公司母國人權義務的強化自然會引起發(fā)達國家的強烈反對，并利用其握有的話語權進行抵制。因此《法律文書》的編纂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南北國家之間的斗爭。而在這場編纂斗爭中，中國采取怎樣的態(tài)度是值得深思和亟待探索的，因為中國兼具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雙重身份，中國的國家利益既能部分體現發(fā)達國家的訴求，也符合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的態(tài)度和立場有助于化解兩者的沖突，促進雙方間的利益平衡。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法律文書》編纂過程能否順利推進離不開中國的支持，這需要中國以大國的擔當放棄短期利益，提出公正的提案，積極促成國家間的彼此妥協(xié)和合作，從而在這一秩序的建構中發(fā)揮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和對世界人權的共同保障。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中國在《法律文書(修訂草案)》的審議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如下立場，以推動編纂工作朝著積極有效的方向發(fā)展：第一，協(xié)調促進和發(fā)展人權，在加強人權保障的同時，不影響各國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受益于跨國公司的商業(yè)活動。第二，處理好母國責任和東道國責任，避免將東道國主權范圍內的事項不當轉移給跨國公司母國。第三，清晰界定“尊重”“保障”和“實現”的國家義務，避免設置新的國際人權義務。第四，堅持協(xié)商一致原則，尊重各國關切，最大限度凝聚共識。
(二)國內法律制度層面的挑戰(zhàn)
《法律文書》與現有各國國內法律制度存在差距，涉及為各國增添新的國際人權義務的問題，并引發(fā)了一系列爭論。首先，在人權的適用范圍方面，盡管《法律文書(第二修訂草案)》為“所有人權和自由”設立了特定的法律淵源，相對于零草案及修訂草案，已經從很大程度上限縮了人權的范圍，但是考慮到核心國際人權公約在世界范圍的接受現狀，其仍然超越了多數國家所承諾的國際人權義務的范圍，對此，有國家建議相關規(guī)定還應與《指導原則》一致。第二，在預防義務方面，《法律文書》要求確保跨國公司在其整個經營過程中履行防止和減輕侵犯人權的義務有些嚴苛，沒有給締約國留下足夠的靈活空間。對此，中國代表團主張，關于企業(yè)的“人權盡責”義務和締約國預防義務的規(guī)定，應當充分參考《指導原則》，不對企業(yè)提出過高要求，不給企業(yè)增加不成比例的負擔，不為國家創(chuàng)設新的人權義務，特別是要避免違背公司法人責任獨立原則，要求企業(yè)為其商業(yè)伙伴的侵犯人權行為承擔盡責義務。第三，在法律責任方面，相關爭論早在《法律文書(修訂草案)》審議時就已顯露出來，該文書在“國家的懲罰義務”部分不僅要求國家懲罰跨國公司等侵犯公民、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行為，而且要求懲罰戰(zhàn)爭罪、危害人類罪和滅絕種族罪等國際罪行。但是由于該文書所提及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guī)約》以及《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等公約缺乏普遍的接受度，因此，部分與會國家擔心納入這些提法將使締約國加入《法律文書》時遭遇政治上的困難。為了解決上述質疑，《法律文書(第二修訂草案)》相關表述隱去了具體的公約及罪行，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先前草案存在的問題，而且更加模糊且無操作性。一方面，國際層面對于國際罪行的范圍并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另一方面，在很多國家的法律制度中，法人并不承擔刑事責任。
如前所述，為了避免上述矛盾，《法律文書》在今后的修訂中，還應著重考慮文書的人權義務范圍與締約國所接受的人權義務范圍相一致的問題，盡量避免為國家創(chuàng)設新的義務。
(三)域外人權義務在理論與制度層面的挑戰(zhàn)
《法律文書》不僅強化了國家的義務，還試圖突破現有實踐，編纂新的國際人權法規(guī)則并予以實施。其中關于母國域外人權義務等規(guī)定不僅為該文書的審讀增添了較大困難，而且也為國家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盡管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問題近年來在實踐中出現了較大的發(fā)展，但是即使承認國際人權條約域外效力的國家，也只強調尊重和保護域外的人權是軟法規(guī)則和道德義務。此外，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還沖擊著現有管轄權規(guī)則，在現實中帶來更多的實際問題。
第一，關于國際人權法域外適用的理論與制度方面的爭論。援引國際人權法主張母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域外行為的前提是證明該國具有域外人權義務。眾所周知，旨在調整國家與個人縱向關系的國際人權法，主要適用于一國領土之內，很多公約雖并不排除域外適用，但是卻將其視為例外情況。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例，該公約第2條第1款規(guī)定：“本盟約每一締約國承擔尊重和保證在其領土內和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享有本盟約所承認的權利。”實踐中，人權委員會就“受其管轄的例外情況”確立了部分規(guī)則。例如，在“安東尼奧訴烏拉圭案”中，人權委員會認為，在締約國受到侵害的個人，在該國境外提出的人權申訴也應該屬于該締約國的管轄范圍。在“布爾戈斯訴烏拉圭案”中，人權委員會認定，國家代表在領土外實施行政權威的行為應該受到國際人權法的限制。因此，要對烏拉圭安全人員在阿根廷跨境實施的抓捕及酷刑等行為適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此外，在“塞浦路斯訴土耳其案”中，歐洲人權法院則認為，由于土耳其對于北塞浦路斯實施全面控制，因此應對當局的行為承擔人權責任。由此可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域外的適用具有限制性，只有在證明受到締約國的“管轄”情況下，有關受害者才能主張相關的人權責任。
盡管《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并沒有規(guī)定嚴格的適用范圍，但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明確規(guī)定僅受理“領土及其管轄內的侵權行為”。截至目前，在關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域外適用的標準中，被廣為接受的是國際法院在“在被占領巴勒斯坦領土修建隔離墻的法律后果案”中以實際控制為基礎的裁判。在該案中，以色列由于對于巴勒斯坦部分地區(qū)實施有效控制，因此有義務在該地區(qū)適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管轄范圍內的人權狀況。盡管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一般性意見中多次強調締約國及其跨國公司的域外經營行為應該尊重東道國人民的水權等權利，但是這一般被認為是軟法義務。因此，就目前的實踐而言，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基本上是以一國對于他國或地區(qū)、個人存在實際控制為基礎的。而以這樣的標準來分析《法律文書》中的域外管轄范圍，不禁會產生如下問題：其一，在《法律文書(零草案)》及《法律文書(修訂草案)》中，締約國對于跨國公司的域外人權義務與責任并沒有限定在國家領土和管轄范圍內的開放性規(guī)定，顯然超越了已有國際人權法的適用實踐。其二，《法律文書(第二修訂草案)》為了修正上述問題，特意規(guī)定：“締約國應確保其國內法，對于在本國領土或管轄范圍內，或以其他方式在其控制下從事商業(yè)活動的法律和自然人，對可能因自己的商業(yè)活動，包括跨國性質的活動或商業(yè)關系而產生的侵犯人權行為，規(guī)定全面和充分的法律責任制度。”但是對于“以其他方式在其控制下”這一條件的解釋會進一步引起分歧，如果與目前國際人權法的實施標準相一致，則大大限縮了母國規(guī)范跨國公司域外侵權行為的法律義務；但是如果作擴大解釋或者與前述“在本國領土或管轄范圍內”不同的解釋，則又超越了現有國際人權法適用的理論與實踐。因此，如何限定國際人權法域外適用范圍，適當地規(guī)定母國對于跨國公司域外行為的人權義務，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第二，母國的管轄勢必會引發(fā)管轄權的沖突，需要與東道國展開特別的協(xié)商與安排。根據現有的國際法框架，東道國的屬地管轄對于跨國公司具有優(yōu)先性，母國對于跨國公司的屬人管轄需要讓位于屬地管轄?！斗晌臅?修訂草案)》所主張的母國基于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所產生的補充性管轄權，雖與屬人管轄有所不同，但是同樣是對東道國管轄權的補充，并需要特別協(xié)商從而避免沖突。根據《法律文書》，侵害人權行為的發(fā)生地、導致侵害行為的作為和不作為的發(fā)生地和涉案公司住所地所在國均有權對跨國公司侵害人權的案件行使管轄權。此外，該條還規(guī)定，公司住所地、公司的法定席位、中央管理中心和實質商業(yè)利益所在地都有管轄權。這一極為寬泛的管轄范圍不僅可能造成管轄權方面的沖突，甚至會導致受害者任意挑選法院的問題，從而偏離《法律文書》旨在彌補東道國管轄“空白”的初衷，反而損害了國家主權，特別是司法管轄權。對此，《法律文書》的編纂還需要對于有關管轄權制定具體的指導原則，以調整管轄的秩序和順序，從而使國際人權法的適用與國際法的整體規(guī)則相協(xié)調。
針對《法律文書》所規(guī)定的上述管轄權，參與文書審讀的與會國家各自持有不同的態(tài)度。一些國家表示支持，并強調管轄權的行使必須有域外效力，以保障跨國公司及其供應鏈合作伙伴切實尊重人權。這些國家還建議增加解決管轄權沖突的相關規(guī)定，同時確保受害者有權選擇管轄法院。但也有國家指出，引入域外管轄將導致對整個供應鏈行使不合理的管轄權，侵害其他國家的司法主權。一些商業(yè)組織則認為，這樣的管轄規(guī)則使跨國公司無法預測將被哪國法院管轄，也未能解決對于以電子方式進行的跨國商業(yè)活動行使管轄權的問題。中國代表團則表示，管轄權條款應明確區(qū)分民事、刑事訴訟，尊重各國的基本法律原則，合理確立管轄權，避免造成事實上的“普遍管轄”，使受害者因此獲得任意“挑選法院”、發(fā)動濫訴的權利。國家行使域外管轄權需十分謹慎，應限定在國際法許可的范圍內，以免侵犯他國主權。
第三，實踐層面，國內對于跨國公司，尤其是其域外經營行為的規(guī)制面臨許多困難?？v觀現有的域外實踐，各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發(fā)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其中，部分國家啟動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嘗試對于跨國公司的域外行為進行管轄，但是基本還停留于國家政策層面，主要依靠企業(yè)的自律，畢竟國家過多干涉跨國公司不僅存在公司法上的沖突，而且會束縛經濟的發(fā)展。在立法層面，例如，法國于2017年頒布了《母公司和承包商的盡責調查法》，為母公司和承包商規(guī)定了盡責調查的責任以識別人權風險，以防止其子公司以及通過其商業(yè)關系造成環(huán)境危害和人權侵害。在行政層面，例如，德國于2016年12月21日通過了“工商業(yè)與人權國家行動計劃”來執(zhí)行《指導原則》，強化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的人權責任。在司法層面，各國也有一些司法判例的突破，例如，“喬克訴哈德貝礦業(yè)公司案”中，加拿大裁判本國母公司因為對其在危地馬拉的子公司的實際控制而對其在當地侵犯土著人權利的行為承擔責任。但是，多數受害方在跨國公司母國進行訴訟的情況都遇到了各種障礙，而得不到法律救濟。這主要是因為母國出于禮讓原則，或者不愿意為跨國公司域外侵犯人權的行為承擔人權責任等原因，而規(guī)避管轄權所造成的。因此，即使部分國家的刑法、民法、公司法、侵權法及相關訴訟法賦予了司法機關對于跨國公司域外行為的管轄權，母國法院也會以“不方便原則”為由拒絕實施管轄權。典型案例如“印度博帕爾毒氣泄漏案”，美國聯合碳化公司的受害者向紐約南部聯邦地方法院提交了控訴書，盡管有足夠證據表明印度法律不能對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補償，紐約南部聯邦地方法院還是以不方便法院原則為由駁回了原告的起訴。因此，不方便原則有時也會被濫用而不利于對受害者的救濟。實踐中，著名的“基奧貝爾訴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案”歷經11年的訴訟最終敗訴的事實也證明，跨國公司的案件一般涉及較大的經濟利益，而在母國進行訴訟常會因為管轄權的爭議而被駁回。因此，對于這一問題，現階段強調預防義務，例如通過立法和行政措施進行規(guī)范和監(jiān)管是不可或缺的步驟，從而降低訴訟成本，以彌補司法救濟的罅隙。
綜上所述，國家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及其國際法律框架的構建任重而道遠，《法律文書》從國家義務的路徑著手推進這一領域國際規(guī)則的“硬法化”過程，是聯合國解決這一問題最新的嘗試，也是歷史經驗的沉淀。新文書旨在強化國家義務來補充跨國公司履行人權義務上的不足，并通過確立母國的域外人權管轄來改善東道國對于人權侵害的救濟不力問題，因而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意義。與此同時，這種路徑也超越了現有的國際人權法框架而挑戰(zhàn)著國家的利益和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因此面臨多重阻礙。如何結合已有的規(guī)則和實踐，進一步優(yōu)化《法律文書》的規(guī)定，在顧及各國發(fā)展需求的基礎上，推進各國在這一問題上的共識與國際承諾，是下一步聯合國編纂工作的重點。針對編纂工作存在的主要爭論和挑戰(zhàn)，中國提出的“補充性”“合法性”“公平性”和“可預見性”《“跨國公司與人權”法律文書談判緩慢推進——“跨國公司及其他工商企業(yè)與人權問題”法律文書政府間工作組第六次會議綜述》?；蚩沙蔀榻鉀Q分歧的有效原則，值得國際社會特別關注和遵循，從而切實推進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落實和發(fā)展。
【孫萌，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封婷婷，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本文為中國人權研究會項目“國家規(guī)制本國跨國公司域外行為的人權義務(CSHRS2020-25YB)”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Abstract: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to Regulate，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the Activ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the codific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as entered a new era.The instrument aims to supplement the shortcoming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fulfilling their 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by strengthening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and to improve the host country's inadequate remedies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establishing extraterritorial human rights jurisdiction of home countries，but it has encountered various challenges because the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states go beyond the current domestic human rights systems and impact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In order to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the future codification of the instrument should be based on exis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s and practices，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taking into account the objectives of both fair treatment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to promot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Keywords：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Extraterritorial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Preventive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責任編輯 陸海娜)
關鍵詞：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 域外人權義務 域外管轄 預防性盡職義務
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問題是國際人權法乃至國際法學界關注的熱點。在理論層面，它關涉國際法的主體、管轄權以及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等基本問題；在實踐中，則涉及母國和東道國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措施履行國際人權義務，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問題。一直以來，由于跨國公司并非國際法主體，因此援用國際法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實踐無法得到全面推進，致使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事件屢有發(fā)生，卻因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或者政府的懈怠而得不到有效預防和懲治。
聯合國多年來一直致力于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問題，并采用了兩種解決路徑：一是從工商企業(yè)的人權責任進路來規(guī)制跨國公司；二是通過國家和企業(yè)的雙重人權責任框架來規(guī)制跨國公司。在最近幾年，鑒于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問題始終無法突破發(fā)展瓶頸，聯合國逐步將規(guī)制的重心移向國家的義務與責任，并于2018年7月至2020年10月期間先后通過了《在國際人權法中規(guī)范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活動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以下統(tǒng)稱“《法律文書》”)的零草案(zero draft)及其修訂草案，試圖將跨國企業(yè)的人權責任問題全面納入國家人權義務范疇予以監(jiān)督。上述法律文書不僅增強了國家預防和保護的義務，而且在人權義務的域外適用等領域也有所突破。由于目前國內外多數研究還停留在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的人權責任的探索層面，未能及時跟進聯合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新發(fā)展及其影響，因此本文旨在通過對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歷史分析來揭示強化國家人權義務的趨勢及意義，并以《法律文書》的編纂及其最新成果為線索探究聯合國近年來在這一領域所做的嘗試及軟法治理的現狀和問題，在論證國家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必要性的同時，揭示國家利益的沖突等問題及挑戰(zhàn)，從而為中國在編纂工作中維護國家利益、有效應對矛盾與分歧并發(fā)揮積極作用提供智力支持。
一、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歷史演進
(一)從編纂條約簡化為制定原則的妥協(xié)
早在20世紀70、80年代，工商企業(yè)尤其是跨國公司損害人權的問題就引起了聯合國的關注。對此，聯合國曾經試圖編纂一項關于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的人權責任條約來改善這一問題，但是在經過了長達三十年的努力后，這一嘗試屢屢受挫，并暫時以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軟法”——《工商業(yè)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救濟”框架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作為階段性成果而告終。
聯合國最早的編纂工作始于1974年，由經社理事會建立的跨國公司委員會負責制定關于跨國公司經營行為的準則。1982年，該委員會完成了第一份《跨國公司行動守則》草案的編纂，并在反復討論后，于1990年由經社理事會提交聯合國大會審議。由于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對于守則的法律性質、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待遇及管轄權等問題存在較大分歧，該草案并未獲得通過。然而，隨著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問題愈演愈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安南先生又在1999年提出了“聯合國全球契約”的倡議來推動跨國公司對于人權責任的履行，要求全球企業(yè)不僅在公司運營中遵守涉及人權、勞工、環(huán)境、反腐敗的10項契約，還要適當支持公共政策的實施；呼吁“企業(yè)應當支持和尊重對國際公認的人權的保護”，并“應保證不與侵犯人權者共謀”，從而減少對于人權的侵害。
據此，聯合國啟動了新一輪關于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的編纂工作，并交由人權委員會來完成。2003年，人權委員會向經社理事會提交了《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在人權方面的責任準則》(以下簡稱“《責任準則》”)，嘗試直接為跨國公司等工商企業(yè)規(guī)定強制性的人權責任?！敦熑螠蕜t》確定了國家在人權領域的首要責任，同時確認工商企業(yè)在其影響范圍內有義務尊重、保護和增進人權。由于該準則旨在提供“世界上最全面和最權威的公司準則”，因此引起了來自工商業(yè)界的強烈反對。國際商會與國際雇主組織聲稱，“人權小組委員會試圖強化私人商業(yè)者的義務，向人權私人化方向邁出的步伐過于激進，《責任準則》草案甚至已經遺漏了國家。”由于跨國公司等工商企業(yè)及其母國的極力反對，《責任準則》未獲得通過。
鑒于直接對跨國公司課以人權義務的嘗試再遇障礙，2005年人權委員會任命約翰•魯格(John Ruggie)為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問題秘書長特別代表，繼續(xù)開展相關研究。魯格在參考“公司依國際法應承擔的責任與域外監(jiān)管問題的會議討論”和“涉及公司侵犯人權行為的范圍與形式調查”等文件的基礎上，于2011年向人權委員會提交了《保護、尊重和救濟：工商業(yè)與人權框架指導原則》(以下統(tǒng)稱“《指導原則》”)，該原則確立了解決這一問題的三個支柱：國家保護人權的義務、公司尊重人權的責任以及訴諸補救的措施，由此從工商業(yè)承擔人權責任的直接途徑和國家規(guī)制工商業(yè)的間接途徑同時入手，改善跨國公司等侵犯人權的問題。
《指導原則》通過后，聯合國開啟了對于跨國公司人權責任進行軟法治理的新里程。2011年，人權委員會的“繼任者”——人權理事會在第17屆會議上通過決議，設立了“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業(yè)企業(yè)問題工作組”，負責對于《指導原則》的傳播、推廣和實施，并通過開展國家訪問等工作促進交流，逐漸促成各國及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在該問題上達成共識，以推動該領域的人權保障。
(二)從軟法《指導原則》上升為條約義務的新發(fā)展
在《指導原則》通過兩年后，由于軟法規(guī)則的實施依然無法有效阻止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事件，因此國際社會重又開始醞釀制定新的具有約束力的規(guī)則。2013 年9 月，厄瓜多爾聯合部分亞非拉國家，向人權理事會第24屆會議提交了一份《共同聲明》，認為由于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案件不斷增加，因此有必要制定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來調整跨國公司的行為。《指導原則》的通過只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第一步，為了深化工作成果，應該建立有約束力的法律框架，明確國家的人權義務，強化其保護人權、預防人權侵害的國家行動，從而解決對跨國公司問責不足、受害者不能得到充分法律救濟的問題。因此，在非政府組織的推動下，聯合國將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規(guī)則的“硬法化”問題提上議程。
2014年6月26日，人權理事會在第26屆會議上決定設立“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與人權問題的開放型政府間工作組”，授命其擬訂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2018年，工作組發(fā)布了《法律文書(零草案)》，后于2019年通過了《法律文書(修訂草案)》，以進一步推動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的編纂進程。
《法律文書》是一個關于國家全面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國際文書，草案涵蓋了所有國際公認的人權和自由，不僅規(guī)定了國家懲罰和救濟的義務，還規(guī)定了預防義務；兼顧了國內外及國際層面的各項義務，旨在為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打造新的國際人權法框架?！斗晌臅防^承了《指導原則》的編纂成果，并借鑒了《馬斯特里赫特原則》的基本規(guī)定，全面體現了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最新立場及對于傳統(tǒng)國家義務的回歸，展示了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從軟法規(guī)制向“硬法化”發(fā)展的最新進展。盡管未來的編纂過程將會艱難而曲折，但是該文書具有不可忽視的突破性價值。
二、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新變化及其原因
《法律文書》與以往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思路與重點都有所不同，其最大的變化就是將現有的國際人權法全面適用于跨國公司，通過強化國家義務，特別是跨國公司母國的人權義務，為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履行提供一個更為全面的方案?！斗晌臅返木幾胧且怨ど唐髽I(yè)的人權責任實踐為經驗，在反思東道國人權保障不力的基礎上，結合國際人權法域外適用的發(fā)展，而提出的國家人權義務框架，該文書相較于《指導原則》等國際文件存在鮮明的特征。
(一)全面納入有約束力的國際人權法框架
從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人權責任的編纂歷史及相關實踐來看，盡管國際、國內以及行業(yè)間在過去幾十年已經形成了多層次的軟法治理體系來調整這一問題，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缺乏約束力等原因，《指導原則》等文件所打造的人權責任框架始終存在對于跨國公司問責不足和缺乏救濟的問題。因此，將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全面納入現有的國際人權法框架來規(guī)范和監(jiān)督是歷經各種嘗試后的一種必然選擇。
具體而言，通過強化國家的人權義務來強化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意義就在于：第一，國家對于人權的“保障義務”能夠全面填補跨國公司履行人權責任的空白。盡管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體系歷經發(fā)展，不僅在理論層面得到提升，而且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責任標準，對于規(guī)范跨國公司的經營行為，諸如改善勞工權益、降低經營行為對于環(huán)境的影響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相關人權責任體系仍然存在各種“罅隙”。首先，關于人權責任的軟法規(guī)則或行業(yè)規(guī)范并不完備。目前，只有紡織業(yè)、通信及金融投資等領域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責任體系，其他行業(yè)的人權責任標準與監(jiān)督體系尚未全面建立。例如，采礦業(yè)等資源開發(fā)等領域，由于缺乏人權盡職措施而侵犯東道國環(huán)境權、土著人權利的事件仍然時有發(fā)生。其次，跨國公司履行軟法性人權義務的自覺性不足。其對于人權責任的認知及履責程度既有地域性的差別，也有經濟實力及企業(yè)文化等差別，就連世界知名的跨國公司也會逃避人權責任，這背后的經濟利益始終是對人權最大的挑戰(zhàn)。即使在德國，截至2020年，最多也只有50%的擁有500名雇員的企業(yè)具有相對完善的人權責任框架計劃。第二，軟法治理的最大問題就在于，國際和國內層面的監(jiān)督都十分孱弱。在國內層面，跨國公司等企業(yè)對于自身的人權責任意識較弱，國家的監(jiān)管制度也不到位。在國際層面，盡管聯合國特別程序設立了“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yè)問題工作組”，但是有限的資源和能力對于跨國公司侵犯人權問題的監(jiān)管總是捉襟見肘。因此，當今世界對于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監(jiān)督部分要從“人權風險管理”的進路，依靠經濟措施的調整和激勵，通過市場機遇、客戶的需求、企業(yè)形象以及人權訴訟的損失等方面分析，來引導跨國公司對于人權的尊重和保障。但是這種風險分析在較低的“違法成本”面前往往會顯得無足輕重，太多企業(yè)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依然會拋棄人權義務，經濟性措施終歸需要法律措施的保障才能發(fā)揮效用。因此，將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納入國際人權法框架，交由國家來負責監(jiān)督和實施是最現實的選擇，能夠有效改變跨國公司在履行人權責任上的選擇性和隨意性。國家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方式來引導、敦促、監(jiān)督和規(guī)范跨國公司的經營行為，能夠更加有效地推動人權責任的落實。
(二)強化國家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義務
將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全面納入國際人權法框架下的目的是加強國家在規(guī)制跨國公司中的義務，對此，《法律文書》充實、細化了國家義務的規(guī)定，拓展了國際人權法適用的理論和實踐，但同時也由于超越了各國的人權義務范圍帶來了爭論。第一，《法律文書》將人權的適用范圍擴大至“《世界人權宣言》、任何核心國際人權條約和一國加入的勞工組織基本公約以及習慣國際法”中所有公認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突破了《指導原則》中關于“《國際人權憲章》以及關于國際勞工組織《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所規(guī)定的人權”的范圍。第二，《法律文書》拓展了國家規(guī)范跨國公司的義務范圍，具體而言包括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增加了國家規(guī)范跨國公司域外經營行為的義務。以往的《指導原則》為了促成各國的意見一致，并不強求國家“管制設在其領土和/或管轄范圍內的工商企業(yè)的境外活動”，但是這樣的原則性規(guī)定一直備受詬病，被學者們認為“不顧當前國際人權法的發(fā)展，其保守態(tài)度阻礙了國家域外人權義務的發(fā)展和對跨國公司域外侵犯人權問題的解決”。針對于此，《法律文書》明確設立了國家規(guī)制跨國經營行為的義務。其次，增加了預防的義務。預防義務的設立被認為是《法律文書》的一個亮點，其在總結各國已有經驗基礎上，為國家建立了規(guī)范跨國公司行為的立法與行政監(jiān)督框架。該義務包括締約國應確保在其領土或管轄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尊重人權，防治侵犯人權事件，并采取必要措施履行“人權盡職”責任，例如對于經營活動進行環(huán)境和人權影響評估，公開和定期報告財務和非金融事項，包括政策、風險、結果和人權、環(huán)境和勞工標準指標等，以備國家和社會的監(jiān)督。與此同時，締約國的預防義務所涉及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其應確?？鐕緦τ?ldquo;自然人或法人之間進行商業(yè)活動的任何關系，包括通過附屬機構、分支機構、代理人、供應商、合伙、合資企業(yè)、獨資企業(yè)或一國國內法規(guī)定的其他結構或合同關系進行的活動，包括以電子方式進行的活動”負有預見和防治義務。最后，強化了懲罰的義務。其一，國家有義務建立關于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責任及懲罰體系，同時確保為受害者提供適當的救濟。其二，對于跨國公司有管控或預見風險的能力，卻未能阻止侵害人權的情況，國家有義務追究其法律責任。但是實踐中，對于風險的評估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尤其是對于跨國人權風險的預見能力在實踐中的評判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其三，國家有義務對于跨國公司及其有關分支機構在經營活動中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刑法、民法和行政處罰，并應確保其國內刑事立法承認國際法所涵蓋的刑事犯罪，并追究刑事責任。
(三)強調母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人權義務
與國家域外人權義務相呼應，《法律文書》最大的變化是增添了跨國公司母國的人權義務。母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義務是對于東道國人權義務及管轄權的補充，旨在改善東道國對于人權問題上的監(jiān)管不力，彌補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之間在涉及跨國經營行為時所體現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層面的現實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權保障漏洞。具體來講，跨國公司母國人權義務的確立主要基于如下具體原因。
第一，東道國在規(guī)制跨國公司方面的乏力導致多數人權問題無法解決。在現有的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框架下，東道國對于跨國公司經營行為負有首要的監(jiān)督義務，對于跨國公司損害人權的情況，東道國既有權力通過行政、司法等途徑為受害人提供救濟，又有便利執(zhí)行司法裁決或調解協(xié)議等，保證受害人獲得最終的賠償。但是，近年來的一些案例表明東道國在履行上述義務時屢屢失職。一方面，東道國因為經濟利益而疏于對跨國公司進行人權監(jiān)督。這些國家為了發(fā)展往往犧牲環(huán)境和勞動者權益等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嚴重忽略了對于人權的保障。更有甚者，極少數東道國政府因腐敗或維護自身利益的考量，還會與跨國公司形成侵犯人權的同謀，為其攫取利益提供軍事、政治等方面的便利。例如，在“鮑托訴雪佛龍石油公司案”中，雪佛龍尼日利亞子公司被指控與尼日利亞軍方一起暴力鎮(zhèn)壓當地群眾的抗議活動。在這樣的國家中，政府無意規(guī)制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行為，導致本國的受害人無法獲得救濟。另一方面，即使東道國有意愿懲罰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行為，卻可能受制于自己的能力不足而無法進行有效監(jiān)管。實踐中，跨國公司及其母國的政治、經濟實力遠超東道國，東道國多數都是發(fā)展中國家，其中不乏一些極度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由于自身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規(guī)章等不夠健全，同時也缺乏監(jiān)管跨國公司的專門資源與技術，因此，對于跨國公司在人權領域的監(jiān)管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二，母國具有規(guī)制跨國公司域外人權行為的必要性及優(yōu)勢。母國的域外人權義務的提出實際上是針對東道國無法提供適當救濟的補充方案，旨在敦促母國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式來監(jiān)督跨國公司經營行為的合法性，減少侵權事件的發(fā)生，從而為推進跨國公司履行人權責任而打造出東道國和母國共同管轄的雙重保障機制。實踐中，母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具有比較明顯的優(yōu)勢。首先，母國可以通過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及多種政策法規(guī)來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域外行為，不僅可以起到事后救濟的作用，而且能夠通過監(jiān)督和引導等多種途徑來預防侵權行為。其次，跨國公司的母國大多是發(fā)達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充足的資源與專業(yè)技術對于本國跨國公司進行監(jiān)管和規(guī)制。相較于東道國，母國的賠償標準通常比較高，從某種程度上有利于域外的人權受害者，并形成足夠的震懾。最后，母國對于跨國公司的規(guī)制與其承擔的國際人權義務相一致，這也是聯合國進行人權監(jiān)督的趨勢和重點。在國際層面，條約機構不僅明確指出國家對于跨國經營行為的規(guī)制義務，而且在國別結論性意見中對相關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建議和監(jiān)督。例如，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關于食物權、水權、健康權、工作權、社會保障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權利、享受公正和良好工作條件的權利的一般性意見中，不僅強調了國家的國際合作義務，而且指出了域外義務的內容。其中，在第15號一般性意見中提出，締約國必須尊重其他國家人民對水權的享有，采取措施禁止本國公民和公司侵犯其他國家個人和群體的水權，并根據水資源供給情況促進在其他國家實現水權。此外，特別程序報告員還在國別訪問中做出了相關建議。例如，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業(yè)企業(yè)問題工作組在訪問美國后，提出工作組收到了很多關于美國應當加強對本國企業(yè)域外侵犯人權受害者救濟的意見，建議該國家采取措施解決監(jiān)管上的空白或消除阻止受害人將案件提交法院的實際上或法律上的障礙。
就總體而言，《法律文書》擬使國家確?？鐕咀袷厮泄J的人權義務，防范國內外相關經營活動中的侵權行為，并予以法律處罰的設計，體現了國際社會全面強化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愿景，同時因為拓展了國家現有的人權義務而遇到編纂困難。但是對于《法律文書》新特點及其變化背景的探究，有助于進一步明確聯合國在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上的發(fā)展趨勢，有利于各國把握《法律文書》編纂的進程，并及時應對分歧與矛盾，確立或調整在參與過程中的立場和策略。
三、聯合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新挑戰(zhàn)
通過國家的人權義務框架來規(guī)制跨國公司既是一種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其在存在顯著優(yōu)勢的同時，也有一些困難和問題，而由此產生的域外人權責任及管轄權的沖突問題則需要進一步探索。
(一)國家利益層面的挑戰(zhàn)
國家利益層面的挑戰(zhàn)主要源于人權保障與經濟發(fā)展的短期利益沖突以及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在重構國際經濟秩序方面的分歧和斗爭。
盡管從長期發(fā)展目標來看，人權保障與經濟發(fā)展是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畢竟發(fā)展歸根結底是人的發(fā)展，但是從短期目標來看，兩者在發(fā)展目標與資源分配方面的確存在競爭關系。對于東道國而言，其在外國投資的法律制度中設立過多的人權標準，勢必會影響吸引外資的能力，與經濟的快速增長、基礎設施建設的緊迫性相比，人權保障往往被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對于母國而言，過多的人權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同樣會束縛本國跨國公司的發(fā)展，增大它們的運營成本，并影響國際競爭力，同時還為國內法院增添了額外負擔，徒增了保障人權的責任。更何況《法律文書》中規(guī)定的受害者的權利，被很多國家認為部分超越了現實。例如，有國家認為《法律文書》要求跨國公司為其供應鏈合作伙伴的行為承擔人權盡職義務，既不現實，也不符合公平和法治原則。與此同時，很多國家還擔心賦予受害者過多的權利，會招致濫訴的風險。因此，《法律文書》中規(guī)定的國家義務因與東道國和母國的國家利益相悖而缺乏號召力。
除此之外，該文件的編纂還特別遭遇了來自發(fā)達國家的阻力。規(guī)范跨國公司經營行為的目的旨在使其在賺取利潤時減少對于東道國人權的侵害，在推進人權國際保障的同時，通過增加跨國公司及其母國的義務對于國際經濟秩序進行適當調整。考慮到當今世界中，跨國公司的母國多數為發(fā)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國家，對于跨國公司母國人權義務的強化自然會引起發(fā)達國家的強烈反對，并利用其握有的話語權進行抵制。因此《法律文書》的編纂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南北國家之間的斗爭。而在這場編纂斗爭中，中國采取怎樣的態(tài)度是值得深思和亟待探索的，因為中國兼具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雙重身份，中國的國家利益既能部分體現發(fā)達國家的訴求，也符合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的態(tài)度和立場有助于化解兩者的沖突，促進雙方間的利益平衡。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法律文書》編纂過程能否順利推進離不開中國的支持，這需要中國以大國的擔當放棄短期利益，提出公正的提案，積極促成國家間的彼此妥協(xié)和合作，從而在這一秩序的建構中發(fā)揮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和對世界人權的共同保障。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中國在《法律文書(修訂草案)》的審議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如下立場，以推動編纂工作朝著積極有效的方向發(fā)展：第一，協(xié)調促進和發(fā)展人權，在加強人權保障的同時，不影響各國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受益于跨國公司的商業(yè)活動。第二，處理好母國責任和東道國責任，避免將東道國主權范圍內的事項不當轉移給跨國公司母國。第三，清晰界定“尊重”“保障”和“實現”的國家義務，避免設置新的國際人權義務。第四，堅持協(xié)商一致原則，尊重各國關切，最大限度凝聚共識。
(二)國內法律制度層面的挑戰(zhàn)
《法律文書》與現有各國國內法律制度存在差距，涉及為各國增添新的國際人權義務的問題，并引發(fā)了一系列爭論。首先，在人權的適用范圍方面，盡管《法律文書(第二修訂草案)》為“所有人權和自由”設立了特定的法律淵源，相對于零草案及修訂草案，已經從很大程度上限縮了人權的范圍，但是考慮到核心國際人權公約在世界范圍的接受現狀，其仍然超越了多數國家所承諾的國際人權義務的范圍，對此，有國家建議相關規(guī)定還應與《指導原則》一致。第二，在預防義務方面，《法律文書》要求確保跨國公司在其整個經營過程中履行防止和減輕侵犯人權的義務有些嚴苛，沒有給締約國留下足夠的靈活空間。對此，中國代表團主張，關于企業(yè)的“人權盡責”義務和締約國預防義務的規(guī)定，應當充分參考《指導原則》，不對企業(yè)提出過高要求，不給企業(yè)增加不成比例的負擔，不為國家創(chuàng)設新的人權義務，特別是要避免違背公司法人責任獨立原則，要求企業(yè)為其商業(yè)伙伴的侵犯人權行為承擔盡責義務。第三，在法律責任方面，相關爭論早在《法律文書(修訂草案)》審議時就已顯露出來，該文書在“國家的懲罰義務”部分不僅要求國家懲罰跨國公司等侵犯公民、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行為，而且要求懲罰戰(zhàn)爭罪、危害人類罪和滅絕種族罪等國際罪行。但是由于該文書所提及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guī)約》以及《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等公約缺乏普遍的接受度，因此，部分與會國家擔心納入這些提法將使締約國加入《法律文書》時遭遇政治上的困難。為了解決上述質疑，《法律文書(第二修訂草案)》相關表述隱去了具體的公約及罪行，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先前草案存在的問題，而且更加模糊且無操作性。一方面，國際層面對于國際罪行的范圍并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另一方面，在很多國家的法律制度中，法人并不承擔刑事責任。
如前所述，為了避免上述矛盾，《法律文書》在今后的修訂中，還應著重考慮文書的人權義務范圍與締約國所接受的人權義務范圍相一致的問題，盡量避免為國家創(chuàng)設新的義務。
(三)域外人權義務在理論與制度層面的挑戰(zhàn)
《法律文書》不僅強化了國家的義務，還試圖突破現有實踐，編纂新的國際人權法規(guī)則并予以實施。其中關于母國域外人權義務等規(guī)定不僅為該文書的審讀增添了較大困難，而且也為國家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盡管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問題近年來在實踐中出現了較大的發(fā)展，但是即使承認國際人權條約域外效力的國家，也只強調尊重和保護域外的人權是軟法規(guī)則和道德義務。此外，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還沖擊著現有管轄權規(guī)則，在現實中帶來更多的實際問題。
第一，關于國際人權法域外適用的理論與制度方面的爭論。援引國際人權法主張母國規(guī)制跨國公司域外行為的前提是證明該國具有域外人權義務。眾所周知，旨在調整國家與個人縱向關系的國際人權法，主要適用于一國領土之內，很多公約雖并不排除域外適用，但是卻將其視為例外情況。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例，該公約第2條第1款規(guī)定：“本盟約每一締約國承擔尊重和保證在其領土內和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享有本盟約所承認的權利。”實踐中，人權委員會就“受其管轄的例外情況”確立了部分規(guī)則。例如，在“安東尼奧訴烏拉圭案”中，人權委員會認為，在締約國受到侵害的個人，在該國境外提出的人權申訴也應該屬于該締約國的管轄范圍。在“布爾戈斯訴烏拉圭案”中，人權委員會認定，國家代表在領土外實施行政權威的行為應該受到國際人權法的限制。因此，要對烏拉圭安全人員在阿根廷跨境實施的抓捕及酷刑等行為適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此外，在“塞浦路斯訴土耳其案”中，歐洲人權法院則認為，由于土耳其對于北塞浦路斯實施全面控制，因此應對當局的行為承擔人權責任。由此可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域外的適用具有限制性，只有在證明受到締約國的“管轄”情況下，有關受害者才能主張相關的人權責任。
盡管《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并沒有規(guī)定嚴格的適用范圍，但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明確規(guī)定僅受理“領土及其管轄內的侵權行為”。截至目前，在關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域外適用的標準中，被廣為接受的是國際法院在“在被占領巴勒斯坦領土修建隔離墻的法律后果案”中以實際控制為基礎的裁判。在該案中，以色列由于對于巴勒斯坦部分地區(qū)實施有效控制，因此有義務在該地區(qū)適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管轄范圍內的人權狀況。盡管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一般性意見中多次強調締約國及其跨國公司的域外經營行為應該尊重東道國人民的水權等權利，但是這一般被認為是軟法義務。因此，就目前的實踐而言，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基本上是以一國對于他國或地區(qū)、個人存在實際控制為基礎的。而以這樣的標準來分析《法律文書》中的域外管轄范圍，不禁會產生如下問題：其一，在《法律文書(零草案)》及《法律文書(修訂草案)》中，締約國對于跨國公司的域外人權義務與責任并沒有限定在國家領土和管轄范圍內的開放性規(guī)定，顯然超越了已有國際人權法的適用實踐。其二，《法律文書(第二修訂草案)》為了修正上述問題，特意規(guī)定：“締約國應確保其國內法，對于在本國領土或管轄范圍內，或以其他方式在其控制下從事商業(yè)活動的法律和自然人，對可能因自己的商業(yè)活動，包括跨國性質的活動或商業(yè)關系而產生的侵犯人權行為，規(guī)定全面和充分的法律責任制度。”但是對于“以其他方式在其控制下”這一條件的解釋會進一步引起分歧，如果與目前國際人權法的實施標準相一致，則大大限縮了母國規(guī)范跨國公司域外侵權行為的法律義務；但是如果作擴大解釋或者與前述“在本國領土或管轄范圍內”不同的解釋，則又超越了現有國際人權法適用的理論與實踐。因此，如何限定國際人權法域外適用范圍，適當地規(guī)定母國對于跨國公司域外行為的人權義務，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第二，母國的管轄勢必會引發(fā)管轄權的沖突，需要與東道國展開特別的協(xié)商與安排。根據現有的國際法框架，東道國的屬地管轄對于跨國公司具有優(yōu)先性，母國對于跨國公司的屬人管轄需要讓位于屬地管轄?！斗晌臅?修訂草案)》所主張的母國基于國際人權法的域外適用所產生的補充性管轄權，雖與屬人管轄有所不同，但是同樣是對東道國管轄權的補充，并需要特別協(xié)商從而避免沖突。根據《法律文書》，侵害人權行為的發(fā)生地、導致侵害行為的作為和不作為的發(fā)生地和涉案公司住所地所在國均有權對跨國公司侵害人權的案件行使管轄權。此外，該條還規(guī)定，公司住所地、公司的法定席位、中央管理中心和實質商業(yè)利益所在地都有管轄權。這一極為寬泛的管轄范圍不僅可能造成管轄權方面的沖突，甚至會導致受害者任意挑選法院的問題，從而偏離《法律文書》旨在彌補東道國管轄“空白”的初衷，反而損害了國家主權，特別是司法管轄權。對此，《法律文書》的編纂還需要對于有關管轄權制定具體的指導原則，以調整管轄的秩序和順序，從而使國際人權法的適用與國際法的整體規(guī)則相協(xié)調。
針對《法律文書》所規(guī)定的上述管轄權，參與文書審讀的與會國家各自持有不同的態(tài)度。一些國家表示支持，并強調管轄權的行使必須有域外效力，以保障跨國公司及其供應鏈合作伙伴切實尊重人權。這些國家還建議增加解決管轄權沖突的相關規(guī)定，同時確保受害者有權選擇管轄法院。但也有國家指出，引入域外管轄將導致對整個供應鏈行使不合理的管轄權，侵害其他國家的司法主權。一些商業(yè)組織則認為，這樣的管轄規(guī)則使跨國公司無法預測將被哪國法院管轄，也未能解決對于以電子方式進行的跨國商業(yè)活動行使管轄權的問題。中國代表團則表示，管轄權條款應明確區(qū)分民事、刑事訴訟，尊重各國的基本法律原則，合理確立管轄權，避免造成事實上的“普遍管轄”，使受害者因此獲得任意“挑選法院”、發(fā)動濫訴的權利。國家行使域外管轄權需十分謹慎，應限定在國際法許可的范圍內，以免侵犯他國主權。
第三，實踐層面，國內對于跨國公司，尤其是其域外經營行為的規(guī)制面臨許多困難?？v觀現有的域外實踐，各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發(fā)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其中，部分國家啟動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嘗試對于跨國公司的域外行為進行管轄，但是基本還停留于國家政策層面，主要依靠企業(yè)的自律，畢竟國家過多干涉跨國公司不僅存在公司法上的沖突，而且會束縛經濟的發(fā)展。在立法層面，例如，法國于2017年頒布了《母公司和承包商的盡責調查法》，為母公司和承包商規(guī)定了盡責調查的責任以識別人權風險，以防止其子公司以及通過其商業(yè)關系造成環(huán)境危害和人權侵害。在行政層面，例如，德國于2016年12月21日通過了“工商業(yè)與人權國家行動計劃”來執(zhí)行《指導原則》，強化跨國公司等工商業(yè)的人權責任。在司法層面，各國也有一些司法判例的突破，例如，“喬克訴哈德貝礦業(yè)公司案”中，加拿大裁判本國母公司因為對其在危地馬拉的子公司的實際控制而對其在當地侵犯土著人權利的行為承擔責任。但是，多數受害方在跨國公司母國進行訴訟的情況都遇到了各種障礙，而得不到法律救濟。這主要是因為母國出于禮讓原則，或者不愿意為跨國公司域外侵犯人權的行為承擔人權責任等原因，而規(guī)避管轄權所造成的。因此，即使部分國家的刑法、民法、公司法、侵權法及相關訴訟法賦予了司法機關對于跨國公司域外行為的管轄權，母國法院也會以“不方便原則”為由拒絕實施管轄權。典型案例如“印度博帕爾毒氣泄漏案”，美國聯合碳化公司的受害者向紐約南部聯邦地方法院提交了控訴書，盡管有足夠證據表明印度法律不能對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補償，紐約南部聯邦地方法院還是以不方便法院原則為由駁回了原告的起訴。因此，不方便原則有時也會被濫用而不利于對受害者的救濟。實踐中，著名的“基奧貝爾訴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案”歷經11年的訴訟最終敗訴的事實也證明，跨國公司的案件一般涉及較大的經濟利益，而在母國進行訴訟常會因為管轄權的爭議而被駁回。因此，對于這一問題，現階段強調預防義務，例如通過立法和行政措施進行規(guī)范和監(jiān)管是不可或缺的步驟，從而降低訴訟成本，以彌補司法救濟的罅隙。
綜上所述，國家規(guī)制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及其國際法律框架的構建任重而道遠，《法律文書》從國家義務的路徑著手推進這一領域國際規(guī)則的“硬法化”過程，是聯合國解決這一問題最新的嘗試，也是歷史經驗的沉淀。新文書旨在強化國家義務來補充跨國公司履行人權義務上的不足，并通過確立母國的域外人權管轄來改善東道國對于人權侵害的救濟不力問題，因而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意義。與此同時，這種路徑也超越了現有的國際人權法框架而挑戰(zhàn)著國家的利益和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因此面臨多重阻礙。如何結合已有的規(guī)則和實踐，進一步優(yōu)化《法律文書》的規(guī)定，在顧及各國發(fā)展需求的基礎上，推進各國在這一問題上的共識與國際承諾，是下一步聯合國編纂工作的重點。針對編纂工作存在的主要爭論和挑戰(zhàn)，中國提出的“補充性”“合法性”“公平性”和“可預見性”《“跨國公司與人權”法律文書談判緩慢推進——“跨國公司及其他工商企業(yè)與人權問題”法律文書政府間工作組第六次會議綜述》?；蚩沙蔀榻鉀Q分歧的有效原則，值得國際社會特別關注和遵循，從而切實推進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落實和發(fā)展。
【孫萌，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封婷婷，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本文為中國人權研究會項目“國家規(guī)制本國跨國公司域外行為的人權義務(CSHRS2020-25YB)”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Abstract: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to Regulate，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the Activ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the codific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as entered a new era.The instrument aims to supplement the shortcoming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fulfilling their 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by strengthening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and to improve the host country's inadequate remedies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establishing extraterritorial human rights jurisdiction of home countries，but it has encountered various challenges because the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states go beyond the current domestic human rights systems and impact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In order to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the future codification of the instrument should be based on exis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s and practices，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taking into account the objectives of both fair treatment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to promot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Keywords：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Extraterritorial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Preventive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責任編輯 陸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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