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從古典自然法的先于人類意志的客觀法則或道德秩序到現(xiàn)代自然法的源于人類意志的主觀訴求或權利，構成了從義務論到權利論轉(zhuǎn)向的古今之爭。施特勞斯在古今之爭的視域中衡量霍布斯的法權哲學，認定其為現(xiàn)代自然權利論的奠基人。沃倫德借助霍菲爾德的分析法學，勘定了霍布斯自然權利概念的特權屬性，而既然霍菲爾德的特權與義務相反、與無權利相關，那么從自然權利中必定無法引申出義務，所以沃氏認為施特勞斯的論斷需要修正。然而，沃倫德太過重視霍菲爾德法概念體系的靜態(tài)分立而忽視了從特權向請求權的動態(tài)轉(zhuǎn)化，因此霍布斯學者卡蘭在這方面對他的反批判是成立的。與此同時，令沃倫德的研究更具理論意義的是，憑借其歸屬于霍布斯的自然法傳統(tǒng)，沃氏把霍菲爾德的那種平面化的、兩方當事人之間的法權關系改造為一種立體化的、三方當事人之間的法權構造，這構成20世紀法哲學的一項可能的創(chuàng)新。
關鍵詞：義務 自然權利 特權 沃倫德 施特勞斯
施特勞斯關于霍布斯的論斷，中文學界可謂耳熟能詳。簡單說來，施氏在古今之爭——從傳統(tǒng)自然法的先于人的意志的客觀法則或尺度轉(zhuǎn)向現(xiàn)代自然法的源于人的意志的主觀訴求或權利——的視域中來認識霍布斯的法權哲學，進而把其認作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這就等于說，在施氏看來，霍布斯第一個實現(xiàn)了從古典義務論到現(xiàn)代權利論的轉(zhuǎn)換，所謂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奠基，實質(zhì)上也就是對現(xiàn)代權利論的奠基。而沃倫德則反其道而行之，在其成名作《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義務理論》中他旗幟鮮明地提出霍布斯的義務論傳統(tǒng)。從表面上看，沃倫德明確說在出版物中使他受惠最大的是奧克肖特和泰勒的研究，施特勞斯的名字僅在腳注里出現(xiàn)過5次，在正文中其并未提及施氏，而且更為要緊的是，在這5次腳注中有3次他還不是作為第一參考作者出現(xiàn)。雖如此，但熟讀沃氏此書的人能從字里行間里看到施特勞斯的影子。
學者間的任何對話都建立在對概念、范疇進行嚴格勘定的基礎上，沃倫德在與施特勞斯對話之前，就已經(jīng)備好了自己的概念工具箱，這就是其對牛津日常語言學派的分析哲學或者更直接來說對霍菲爾德(Hohfeld)分析法學的消化吸收，在此基礎上，其對施氏的現(xiàn)代權利論進行了一場深刻的批判。
一、沃倫德的霍菲爾德化概念武裝
(一)霍菲爾德的權利理論
在討論沃倫德的概念工具箱之前，有必要扼要地交代一下霍菲爾德的權利法學。霍氏在邊沁、奧斯丁、格雷等人研究的基礎上，首次明確提出以8個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作為一切法律關系分析的“最小公分母”，為了邏輯的閉合，其把其中的法律關系又進一步區(qū)分為相關關系和相反關系兩種，如下圖所示。
這里的“權利”(狹義上)、“特權”、“權力”與“豁免”是我們?nèi)粘Ｋf的廣義的權利概念在不同情境和關系中所呈現(xiàn)出的不同含義，它們被統(tǒng)稱為法律上的利益，而圖中的“義務”“無權利”“無權力”與“責任”則被統(tǒng)稱為法律上的負擔。那么如何理解這些概念的內(nèi)涵呢？結(jié)合霍菲爾德在不同場合給出的例子，我們可以一個簡單的所有權關系進行說明。假設X對A塊土地擁有一項完整的所有權，那么對該地塊來說，Y則負有一項不進入該塊土地的義務，X有權請求Y不進入或者對Y不進入該地塊擁有一項請求權，這個請求權也就是上文中出現(xiàn)的那個狹義上的權利概念，與之相反，則是X無權利進入，所以權利(請求權)與相對人的義務相關而與自己的無權利相反。與此同時，相對于A地來說，X擁有進入的特權，或者說X沒有義務不進入該地塊，Y則無權利要求X不進入，所以特權與相對人的無權利相關而與自己的義務相反?，F(xiàn)在假如X向Y發(fā)出一項出賣該地塊的要約，那么Y即擁有通過承諾改變A地所有權關系的權力，X則必須承受相關的責任，反之，Y則無權力改變該種法律關系的現(xiàn)狀，X應享有相應的豁免，即免受Y的權力干預。通過一個簡單的所有權關系大致可以厘清此中概念的精義，但復雜的地方恰恰在于與本文直接相關的“特權”概念，誠如一位民法學者所言，“privilege(特權——引者注)是霍菲爾德理論中最為艱澀的但最為重要的一個概念”。
在霍布斯那里，權利，特別是自然權利，基本上等同于自由，“權利存在于做或不做某事的自由之中”，“著作家們一般稱之為jus naturale的自然權利，是每個人為其本性的保存，在其意愿的時候運用自身權力的自由”?；舴茽柕乱喟烟貦嘁饬x上的權利近乎自由看待，“與法律‘特權’最接近的同義詞或許是法律‘自由權’或法律自由”。但如果我們細致推敲這兩個概念，它們之間又有些微不同?；舴茽柕略栌酶窭滋岢龅?ldquo;沙拉案”予以說明，大致如下。假如甲、乙、丙、丁為沙拉的主人，那么他們可對某A說，“你想吃沙拉盡可以吃；我們許可你吃，但并不保證不干預你”。此時我們可以說A有吃沙拉的特權，所以即使其把沙拉吃完，他也不曾侵犯到誰的權利，但其并不享有請求沙拉的主人不能干預他吃沙拉的權利，即使他們把沙拉放到A找不到的地方，他們也不曾侵犯到A的權利，這就是說，他們沒有向A提供沙拉的義務，換算成權利話語的話，即是他們擁有不讓A吃到沙拉的特權，由此可見，在同一件事上，可能存在兩種對立的特權。正是由此可以看出特權與自由的細微區(qū)別，因為一般來說自由往往伴隨著請求權，至少是相對方不予干預的請求權，否則，這個自由可能就是無意義的，但對嚴格的法律推理來說，特權并非如此，所以兩者的一個重要區(qū)別在于，自由往往有保障，而特權則沒有。但在霍布斯以及霍菲爾德那里，自由顯然并不伴隨著請求權，而是一種無義務的自然自由。雖然自由與特權都可用無義務予以表達，但是，“要表達對義務的單純否定，‘特權’便是最恰當也最令人滿意的術語”。
(二)沃倫德對霍菲爾德權利理論的接受
在研究界，霍布斯意義上的權利特別是自然權利，往往被解釋為自由權或者特權，在這方面，沃倫德可謂始作俑者。他認為霍布斯一般在兩種意義上使用權利一詞，一是一個人在道德上有資格去做的事情，二是一個人沒有義務去放棄的事情，并認為后者在霍布斯那里更常見，亦更具哲學上的重要性，第一種權利只是義務的影子，而第二種權利是義務的對立面，一項權利就是一項免于義務的自由或者對義務的豁免。這一研究范式似乎支配著后來的霍布斯研究。高希爾(Gauthier)認為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做某事，而并不意味著一項對其他人的請求權，自然權利并不關聯(lián)相關的義務?？ǚ蚩?Kavka)也主張，自然權利是霍布斯體系中的基礎權利，一如高希爾，他把這種權利當作許可(permission)權，其并不關聯(lián)其他人的相關義務。漢普頓(Hampton)更是明確提出，霍布斯的權利是一種特權或自由，是義務的相反面，“如果我有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使用土地的自由，那么我可以如我所愿地使用抑或不用”，同時也意味著其他人無權利要求我用還是不用。新近以芮格林(Zagorin)為代表的學者亦認為，“霍布斯式的自然權利與一種特定的自由觀念交織在一起”。敏銳的讀者可能看出，雖然除了漢普頓之外，這些作者并沒有直接在文中或參考文獻中提及霍菲爾德的名字，但這種權利研究范式無疑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霍氏的極大影響，沃倫德也不例外。
20世紀哲學迎來了所謂的“語言學轉(zhuǎn)向”，而就在沃倫德就讀牛津大學的那段時期，正是日常語言學派或者“牛津?qū)W派”勢如破竹之時。除此之外，在個人交往上，沃倫德更是與該派的領袖人物奧斯丁(J.L.Austin)過從甚密，其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義務理論》的“序言”中明確說道，“更直接說來，我受惠于奧斯丁、麥克拉艮教授以及哈里森先生對我的手稿的通讀，并感謝他們給予的寶貴建議和批評”?；谖质系膶W緣以及其在著作中所展示的對法學家奧斯丁以及法律實證主義的熟稔，我們可以合理認為其也必定熟悉霍菲爾德的分析法學。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沃倫德對霍布斯式權利的分析過程中，我們也明顯可以感受到濃郁的霍菲爾德式權利分析的風格。比如，沃倫德把一項權利界定為“一個人沒有義務去放棄某種東西”；比如，在霍菲爾德的概念體系中，特權只存在被否定而不存在被轉(zhuǎn)讓的問題，因為它是一種消極的權利，而沃倫德也認為“自然權利只能是一種免于義務的可能性的自由，因此嚴格來說，談論轉(zhuǎn)讓自然權利是沒什么意義的”；再比如，在講到對主權者行為的授權與他的權利時，沃倫德說，“這可能意味著，在主權者的特權(privileged)行為之外，尚且需要公民的積極協(xié)助”，這里沃氏更是直接使用了霍菲爾德的特權(privilege)概念。凡此種種，無不表明沃倫德深受霍菲爾德權利分析理論的影響，可能只是因為彼時學術引證習慣等因素的影響，其沒有直接提及霍氏而已。在概念勘定的基礎上，沃倫德展開了一場與施特勞斯的嚴肅的思想交鋒。
二、沃倫德與施特勞斯的思想交鋒
(一)義務本位與權利本位之爭
施特勞斯對霍布斯的興趣貫穿其學術生涯的始終，其間除在霍布斯的定位以及其政治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等個別問題上有所調(diào)整之外，其基本觀點一仍其舊，主要體現(xiàn)于其早期著作《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基礎與起源》一書中。該書包含“前言(含美洲版前言)”以及八章正文。在“前言”中，施特勞斯開門見山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做出一個關于自然法古今之變的論斷，即“傳統(tǒng)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種客觀的‘法則和尺度’，一種先于人類意志并獨立于人類意志的、有約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則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權利’，或傾向于是一系列的‘權利’，一系列的主觀訴求，它們起始于人類意志”。這段話可謂本書的點睛之筆，施氏以此拉開了持續(xù)其一生的古今之爭問題意識的序幕。在此基礎上，霍布斯被放在這個大的范式變遷的框架中進行衡量，“霍布斯顯然不像傳統(tǒng)學說那樣，從自然‘法則’出發(fā)，即從某種客觀秩序出發(fā)，而是從自然‘權利’出發(fā)，即從某種絕對無可非議的主觀訴求出發(fā)；這種主觀訴求完全不依賴于任何先在的法律、秩序或義務，相反，它本身就是全部的法律、秩序或義務的起源”。如此一來，霍布斯的政治科學就既不同于那種理想主義客觀道德秩序的主張，也不同于那種純自然主義的欲望原則，而是居于兩者之間，而要認識這種居間的性質(zhì)，施特勞斯認為存在一個巨大的障礙，那就是試圖把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建立在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實際上這種障礙不僅來自學術界對傳統(tǒng)的慣性類比，更是來自霍布斯本人關于其哲學三部曲的自我宣稱，但施氏認為這種類比注定是迷惑人的，因為現(xiàn)代形而上學不像傳統(tǒng)形而上學，其是去目的論的，所以用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概念無法認識人及其道德和政治生活，亦無法區(qū)分“權利”與純粹的自然欲望之間的關系。他接受羅伯特森的見解，認為霍布斯的權利原則建立在一種獨特的人生觀和道德態(tài)度的基礎上，而這種人生觀和道德態(tài)度的取得是霍布斯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科學之間左突右闖出來的結(jié)果，因此如果把這種左突右闖的過程納入霍布斯著作體系特別是早期著作體系之中進行比較和考察的話，就能準確地把握這種獨特的人生觀和道德態(tài)度。為此，施特勞斯用了大概四章的篇幅，以霍布斯的教育背景、職業(yè)經(jīng)歷、早期翻譯史為經(jīng)，以其著作體系為緯，經(jīng)過慎密的探究，解讀出作為霍布斯政治科學質(zhì)料的“新的道德態(tài)度”。這種新的道德態(tài)度，從形式上看，就是中等階級德行對貴族德行的取代，從實質(zhì)上看，就是一種新的激情觀。經(jīng)過這一思想旅程，就印證了施特勞斯在本書前面的論斷，即霍布斯政治哲學的真正基礎不是自然科學，而是人性論，其歸納起來就是“兩條最為確鑿無疑的人性公理”或者兩種人生觀的對立：一方面是虛榮自負，其是自然欲望的根源；另一方面是對暴力造成的死亡的恐懼，它是喚醒人的理性的那個激情。前者是非正義的終極原因，而后者則是全部正義和道德的終極原因。
如果僅僅只是揭示出霍布斯的道德觀的話，這或許并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每個時代甚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觀，憑什么霍布斯的道德觀就有權利這么值得閱讀和書寫呢！施特勞斯顯然不會止步于此，“霍布斯政治哲學的起源演化的結(jié)果，不是這個道德態(tài)度本身，而在于它的普遍意義的展開”。這里的“普遍意義”可能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霍布斯政治哲學的意義，二是對政治哲學本身或者說古今政治哲學的意義。就前者而言，道德態(tài)度只是霍布斯政治哲學的質(zhì)料或?qū)嶓w，其必須結(jié)合自然科學的方法才能成就霍布斯的政治科學。在這點上，無論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基礎與起源》還是在后來的研究中，施特勞斯對之都缺乏深入的認識，原因既在于施特勞斯沒有把握住霍布斯式形而上學的意涵，還在于他把霍布斯的自然科學簡單地等同于作為方法的分析—綜合法，這個工作到了法國學者扎卡那里才得到一個融貫的體系化解釋。而后者，亦即因霍布斯開創(chuàng)的“新的政治科學”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古今之爭，才是施特勞斯的重心所在，“按照霍布斯的論斷，道德和政治的基礎，不在于‘自然法’，就是說，不在于自然義務，而在于‘自然權利’。‘自然法’的全部尊嚴，完全來自它是‘自然權利’的必然后果這樣一個事實。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就能夠最充分地認識霍布斯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全部傳統(tǒng)之間的對立，從而同時最充分地認識霍布斯政治哲學的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如果把“普遍意義”看作哲學的根本所在的話，那么施特勞斯對霍布斯的道德人生觀的勘定就僅具手段性意義，其真正所要傳達的教誨就是從義務論到權利論的古今之變，如果以此來把握霍布斯的話，那么這本書可能更應稱為《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權利理論》而不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基礎與起源》。而沃倫德則恰恰相反，認為霍布斯道德和政治哲學的核心主題是義務，并且認為這種義務一體貫穿于從自然狀態(tài)到政治社會的全過程，而權利，經(jīng)過前文的勘定可知，在霍布斯那里，其典范用法不是指一個人做某事或者擁有某物的資格，而是指一個人沒有義務放棄去做某事或擁有某物。如果這樣的話，那么霍布斯意義上的權利，一如霍菲爾德的特權，并不勾連權利相對人的義務，其只是對義務進行邏輯或經(jīng)驗分析的結(jié)果，比如，生命權指的不是相對于他人的請求權，而只是一個人沒有義務放棄他的生命，其并不意味著其他人不能基于某種理由殺死他，當然在其他人這樣做的時候他也沒有義務不經(jīng)搏斗而屈服。一如前文所說的“沙拉案”，那么這樣一種特權意義上的權利概念能否支撐得起施特勞斯的那個論斷呢？因為如果換算成霍菲爾德術語的話，那么施特勞斯所說的權利更多的是一種請求權意義上或者真正意義上的權利，所以反對對霍布斯權利概念進行霍菲爾德化特權解讀的霍布斯學者卡蘭(Curran)引施氏為同道，因此沃倫德也才說，“因其(霍布斯——引者注)把國家建立在權利的基礎上，所以他常常被稱為現(xiàn)代政治哲學之父；或者，他被視為從‘自然權利’中演繹出義務。然而，這樣的看法需要修正”。雖然在說這句話時，沃倫德既沒有在正文中，亦沒有在腳注中提到施特勞斯的名字，但明眼的讀者一眼即可看出他說的分明就是施特勞斯。沃倫德之所以如此論斷，是因為第一項主張中的“權利”一般指的是實體性資格或請求權，而霍布斯的權利概念顯然不是這樣；而對后一項主張來說，其更是一種邏輯悖論。因為如果權利意味著免于義務的話，那么正如有不能建立在無的基礎上，所以義務也不能建立在無義務的基礎上。因此施特勞斯的“看法需要修正”，實際上也就是施氏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權利理論》應該修正為沃氏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義務理論》。當然，這種沃倫德的論斷能不能成立尚待下文分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沃倫德否認施特勞斯的法權轉(zhuǎn)換論，并不意味著其認為自然權利論是沒有意義的，“視一種純粹的形式原則構成一種自然權利，這不是無意義的”，“通過否定性的推論，法律的這些有效性條件規(guī)定了那些在其中不存在對上帝或人的義務的情境，因此也就不存在責任和懲罰。它們可被當作要不是一種最小限度的并可能是惟一合理的自然權利理論的闡述，要不是對‘義務’和‘法律’術語進行分析的一個開端。在這個意義上，比起霍布斯的義務理論，他的權利理論更為根本”。因此，從這個角度說，施特勞斯的論斷仍然是成立的，只是我們需要對之以足夠的警惕，不僅因為兩者“權利”概念的差異不可以道里計，而且因為義務仍是霍布斯哲學體系的第一概念，權利乃是對其進行分析的結(jié)果。
(二)義務來源之爭
如上所述，與施特勞斯不同，沃倫德認為霍布斯哲學的基礎不是作為一種特權的權利，而是義務。為了推進對霍布斯義務論的研究，沃倫德首先勘定義務一詞的含義，他反對奧克肖特的理性義務概念，認為在霍布斯那里，只存在物理性義務和道德義務，而物理性義務更多只是一種修辭，在霍布斯哲學中幾乎不發(fā)揮什么作用。其次，沃倫德借助幾個核心概念把霍布斯的義務理論激活并鋪展出一個體系，這包括義務的根據(jù)、有效性條件以及義務的工具等，通過這些概念的操作，沃倫德就能把一些看上去模棱兩可甚至被遮蔽的關系揭示出來。所謂義務的根據(jù)，指的是設立義務的根源，因其具有一定的猜測性，所以沃倫德把它放在其書的最后一編予以討論，而且他說即使他的解釋站不住腳，也不會影響對義務理論本身的理解。沃倫德著力的概念是義務的有效性條件和工具。義務的有效性條件指的是義務的根據(jù)要發(fā)揮作用使人承擔義務必須滿足的條件，它確定的是義務所要適用的人群種類，比如心智健全和成熟之類，因此反過來看，其就成了去效力化原則，因為如果一個人心智不健全或不成熟的話，那么他就不負擔義務。根據(jù)霍布斯的理論，義務的有效性條件主要包括：第一，一個人必須能夠知曉使其負擔義務的法律；第二，其必須能有一個充分的動機去踐行該法所規(guī)定的行為，亦即“應當蘊涵能夠”原則，這兩條是根據(jù)霍布斯的義務概念所做的邏輯推導，但對牽涉具體行為中的動機，其還必須輔之以霍布斯的經(jīng)過經(jīng)驗反思的心理學原則，比如根據(jù)該假設，一個人沒有充分的動機殺死自己，等等。
如果讀者還沒忘記前文述及的霍布斯的權利概念的話，那么我們就可推出義務的有效性條件實際上也是一種權利表達，有效性條件的缺失，也就意味著一個人享有免于義務的自由，亦即享有某種權利，由此可以看出，沃倫德一反施特勞斯把權利當作霍布斯哲學基礎概念的做法，其主要把權利放在義務的有效性條件的概念構造下進行把握。但我們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權利概念能完全被義務概念所籠罩，因為正如沃倫德所說，從義務目錄中我們只能推出什么不是義務，不能得出什么不能成為義務，從權利概念的否定性推論中，只能得到什么可能是義務而不是什么就是義務。因此，在沃氏眼中，霍布斯在提出一個人有義務去做某事的理論之外，又提出了一個人沒有義務去做某事的理論，這種完整的義務理論，既是理解霍布斯哲學的基礎，也是其對政治哲學的獨特貢獻，如果以此觀之，那么霍布斯哲學就仍是一種義務哲學而不是施特勞斯聲稱的權利哲學。義務的工具是引發(fā)義務的標準方法，關乎的不是為何而是如何負擔義務的問題，在霍布斯體系中，引發(fā)義務的方法只有被動強加義務的法律和主動承擔義務的信約。既然法律和信約是引發(fā)義務的方法，那么如果法律或信約無效的話，自然也就不負擔相應的義務，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法律、信約的有效性條件也就成了義務的有效性條件，這就意味著它們亦可轉(zhuǎn)換成權利話語。
霍布斯通常被視為契約論思想家，由此足見契約在其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其自然是沃倫德的研究重心之一。沃倫德的旨趣在于分析信約的有效性條件，為此他區(qū)分了信約無效的兩種情形，一是從一開始就無效的，一是達成一段時間后無效的。對于前者，凡是違反法律的、要求行為人履行對他來說不可能之事的、剝奪危急情況下自衛(wèi)權的、不知向誰履行的等都是自始無效的；而對于一個已經(jīng)達成的信約也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后而變得無效，這包括信約義務被履行完畢或免除的、隨著情況的變化最初有效的信約的條件不再滿足的、信約一方對另一方的履行意愿存在合理懷疑的。熟悉霍布斯的讀者都知道，自然狀態(tài)之所以是一種生存悖論，根本原因在于履約困境。在沃倫德看來，這不是因為自然法不是法或在自然狀態(tài)中不存在道德義務，而是因為自然狀態(tài)是一個普遍不安全的狀態(tài)，因此信約的一方對相對方的履約存在普遍的合理懷疑，如上所述，正是由于這種懷疑，使得即使已經(jīng)達成的信約亦變得無效。由此可以看出，在沃氏看來，正是普遍不安全所帶來的對相對方履約意愿的合理懷疑，使得自然狀態(tài)中的信約失去效力，那么相應地，義務也就處于懸置的狀態(tài)，然而義務的懸置，并不意味著不存在義務，這就意味著自然狀態(tài)并不是一個道德真空。政治社會與自然狀態(tài)的最大區(qū)別在于，政治社會中的主權者能夠維持基本的國內(nèi)外秩序，即政治社會中的人普遍處于一種安全的狀態(tài)，因此之故，信約當事人就不能因為安全或?qū)ο鄬Ψ铰募s意愿的合理懷疑而使信約失去效力，因為存在一個權威且強有力的主權懲罰機制。由此也可看出，自然狀態(tài)與政治社會的區(qū)別不在于是否存在義務，而在于是否存在一個權威性的權力機制，主權者并不創(chuàng)造義務，其只是創(chuàng)造一個保障義務得以履行的安全環(huán)境。
在這個問題上，施特勞斯卻自始至終堅稱義務源自契約，是自我施加的，如果換算成沃倫德的術語的話，在施氏看來，義務的根據(jù)是自由個體的自我意志，源自自我意志實際上也即源自同意與契約。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中，施特勞斯說，“只有在未受束縛的自由人之間締結(jié)的契約的基礎上，義務才能產(chǎn)生”，“對霍布斯來說……否認一個自然法的存在，否認先于全部人類契約的某種義務制約的存在”；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中，他聲稱，“所有對他人的義務都源自契約”，“一切實質(zhì)性的義務都來自訂立契約者的同意，并且因此實際上就來自于主權者的意志”。而沃倫德則認為，契約或者說信約只是引發(fā)義務的工具，其本身并不創(chuàng)造義務，雖然“霍布斯傾向于把公民的義務描繪成只是履行一項信約的條款，但是當他考慮這些義務的完整范圍的時候，他事實上轉(zhuǎn)而求助于一個更寬泛語境中的自然法”，也就是說，信約之所以有約束力或者能夠產(chǎn)生義務，不是因為違約是形式上的自相矛盾，而是因為這是自然法的要求，所以義務源自自然法。
由上可以看出，一如奧克肖特，施特勞斯把義務建立在霍布斯所鼎立起來的個人意志上，而沃倫德則認為霍布斯仍寓于自然法傳統(tǒng)，其義務建立在自然法之上，其間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對霍布斯自然法認識的不同。施特勞斯始終認為，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中，施氏明確說，“他(霍布斯——引者注)明言否認，自然道德法則，可能是任何真正的法律”，“就霍布斯而言，對自然準則的否定，可以在他的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中，不容辯駁地顯示出來”；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中，亦認為，“道德法則就成了人們?nèi)绻胍推骄捅仨毜米袷氐囊?guī)則的總和。正如馬基雅維里將德性化約為愛國主義的政治德性，霍布斯將德性化約為為獲取和平而必需的社會德性”；在《論霍布斯政治哲學的基礎》一文中亦得出類似的結(jié)論，“霍布斯……提出在建立公民社會以前沒有自然法或者是沒有獨立于主權者命令的自然法”。而沃倫德則無比嚴肅地對待霍布斯的這句話：“理性的這些指令，人們常常冠之以法律之名，但這是不準確的：因為它們只是關于什么是有助于他們的保存和防衛(wèi)的結(jié)論或定理而已；而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是有權命令其他人的人的言詞。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同樣的定理視為有權命令萬有的上帝的言詞的話，它們就可被恰當?shù)胤Q為法律”。那么沃氏為什么要死死地抓住后半句那處于虛擬語氣中的上帝概念呢？因為如果自然法只是慎慮性或反思性的定理的話，其就如劫匪情境一樣而無法對人施加規(guī)范性的義務，所以如果要挽救霍布斯的義務理論，沃倫德就必須通過文本解釋技術，把自然法當作真正的法律，只有真正的法律才能施加規(guī)范性義務，因為在霍布斯那里，法律不是建議而是命令，但“不是任何人對任何人的命令，而是他對一個先前就有義務服從他的人所發(fā)布的命令”，所以其必須祛除上帝的虛擬性面紗，才能建構起融貫的義務論。施特勞斯則明確否認上帝在霍布斯哲學體系中的位置，認為“否認宇宙創(chuàng)世，否認上帝主宰；這種信念，就是霍布斯自然狀態(tài)概念的前提假設”，認為“霍布斯的學說是第一個必然無誤地以一個完全‘啟蒙’的，亦即非宗教的或無神論的社會，來作為社會或政治問題的解決之道的學說”，“霍布斯的無信仰是其自然狀態(tài)教誨的必要前提”。如果沒有上帝概念，那么自然法就不是真正的法律，那么也就沒有規(guī)范性義務的空間，因此霍布斯哲學將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純粹的權力哲學，而這正是施特勞斯所堅持的主張。
三、對霍布斯權利論的霍菲爾德化解讀的批判
如上所述，沃倫德開啟了一股持續(xù)至今的對霍布斯的權利概念進行霍菲爾德特權化解讀的學術潮流，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一場對施特勞斯的深度批判。近年來，這種對霍布斯權利論進行霍菲爾德化解讀的研究范式遭到了以霍布斯學者卡蘭為代表的學者的嚴厲批判。綜合卡氏理論，其批判的核心要旨在于，無論在自然狀態(tài)，還是政治社會，如果把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或者公民權利僅僅當作霍菲爾德意義上的特權或自由的話，這既會使我們看不到權利間的轉(zhuǎn)移或運動，因此失去查看從自然狀態(tài)到政治社會過渡過程中權利的內(nèi)在機理發(fā)生變化的契機；又會使我們看不到主權者以及其他公民同胞對公民權利直接或間接的保障作用，因此如果戴上霍菲爾德牌眼鏡的話，會扭曲霍布斯的權利理論，甚至使其很難成為一種權利理論。那么，卡蘭的這種反批判對沃倫德來說意味著什么？其能夠挽救施特勞斯的論斷嗎？
(一)關于權利轉(zhuǎn)換問題
對霍布斯來說，從朝不保夕的自然狀態(tài)走向和平的政治社會的關鍵一步即是棄權與授權的問題。就前者而言，即是霍布斯著名的第二自然法，“在其他人也愿意的情況下，在和平與自衛(wèi)方面，當一個人認為必要時，他愿意放棄這種對萬有的權利；并滿足于他對其他人的自由像他所允許的其他人對他的自由一樣多”。那么這種棄權能產(chǎn)生什么樣的法權效果呢？霍布斯明確說，“一個人放棄對任何事物的權利便是剝奪自己妨礙其他人對同一事物享有權益的自由。一個人放棄或轉(zhuǎn)讓他的權利，并沒有給任何其他人增加一個他原先沒有的權利；因為根據(jù)自然，不存在每個人沒有權利的事物：僅僅意味著他讓出道來，為其他人享有其原有的權利而不為妨礙行為；這并不意味著排除了另外一個人的妨礙。因此，一個人的棄權對另一人來說，其效果只不過是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其行使原有權利的障礙而已”。由此似可看出，對霍布斯來說，自然權利的放棄或轉(zhuǎn)讓并不會改變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基本格局，改變的只是行使原有自由權的便利。正是基于這一理論，沃倫德斷言，“那個放棄或轉(zhuǎn)移權利的人就使自己承擔了一項其過去所沒有的義務，但是無論這項轉(zhuǎn)移的權利是否給他們，其他人的權利則始終未變。因此，如果，比如，一個人向另一個人‘P’而不是‘Q’轉(zhuǎn)移一項權利，那么，他將在某個方面負有一個不阻礙‘P’的義務，而在這方面對‘Q’則不存在這一義務；但是‘P’和‘Q’的權利則和從前一樣”。如果說基于時代局限，霍布斯沒有道出這種自然權利的放棄或轉(zhuǎn)移在當事人之間產(chǎn)生的權利—義務關系變遷尚屬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對一個受到二十世紀分析哲學特別是霍菲爾德分析法學影響的沃倫德來說，著實不應該看不出其中的這種法權點金術。因為霍布斯講得很清楚，自然權利或者霍菲爾德式特權的轉(zhuǎn)讓，在當事人之間產(chǎn)生的法權效果是“意味著他讓出道來，為其他人享有其原有的權利而不為妨礙行為”，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在轉(zhuǎn)讓人身上產(chǎn)生了一個義務，與之相對，對對方當事人P來說，其就相應地增加了一項針對轉(zhuǎn)讓人“不為妨礙行為”的請求權。
如果我們把這種關系套上霍菲爾德式法概念體系的話，在這種語境中，特權的轉(zhuǎn)讓將在轉(zhuǎn)讓人身上產(chǎn)生一個新的義務，與此同時，對方當事人將增加一項權利或者原有的特權將變成一項真正意義上的權利——請求權或者沃倫德所說的資格。以此觀之，當事人之間的法權關系格局將發(fā)生徹底的改變?；蛟S沃倫德太過重視霍菲爾德四種權利間的截然劃分，使其看不到權利間的轉(zhuǎn)化而走向某種形而上學的權利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卡蘭的批評是對的。也正因如此，其對施特勞斯的從自然權利，即特權中引申不出義務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施特勞斯就正確地把握住了其中的法理，如上所述，施氏認為義務源自靜態(tài)的契約，而不是這種從特權向請求權動態(tài)轉(zhuǎn)換過程中所引發(fā)的義務。當然個中概念分析的問題出在沃倫德而不是霍菲爾德身上，因為霍氏并不否認權利間的轉(zhuǎn)移，只是因其英年早逝而在這方面沒有充分展開，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卡蘭對霍菲爾德的理解又是片面、膚淺的。然而，使問題變得復雜的是，由于自然狀態(tài)缺乏沃倫德所說的“足夠的安全”這一法律的有效性條件，所以霍布斯說，“自然法的效力不在外在領域，但對內(nèi)在領域則始終具有效力，在服從行為不安全的情況下，履行的意志和意愿就被視為履行”。這就意味著由第二自然法所形成的行為義務處于懸置狀態(tài)，而由于內(nèi)在或良心領域始終是安全的，所以相關人則始終負有良心上的自然法義務。由此觀之，除在同一的行為層面可能存在法權關系的轉(zhuǎn)換之外，在不同于行為的良心、道德層面，則確定存在法權關系的轉(zhuǎn)換，這種雙重法權關系及其轉(zhuǎn)換原理，可能是霍菲爾德的法律關系理論所沒有能力承納的，而這種立體化的權利-義務關系理論可能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對生活中的法律、道德現(xiàn)象也更具解釋力。比如，關于超過訴訟時效的所謂“自然債權”問題，如果僅用這種平面化的概念體系是很難解釋的，此時債權人之所以在受償后債務人無權請求返還，根本原因可能并不在于權利與強制性的關系，而在于其仍負償還的道德義務，所以此時就因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交織在一起而呈現(xiàn)出一種立體化的法權構造，這是霍布斯或者通過沃倫德所建構的霍布斯法權關系理論所可能給法律與道德哲學帶來創(chuàng)新的契機。
(二)關于公民權利問題
如上所述，沃倫德斷定霍布斯的權利概念有兩種基本的含義，一是請求權，二是特權，只不過后者是一種更常見且更重要的用法。但對主權者來說，其權利則是一種標準的請求權，即作為相對方的公民負擔相關義務，而對公民來說，其權利更多的只是一種免于義務的自由，亦即特權。這是就整體上的政治或道德權利而言的，然而因為利維坦是一個人造人格，所以其只能遵循人造意志，即法律，進行統(tǒng)治，如此一來絕大多數(shù)的道德或政治權利都將轉(zhuǎn)化為實證性的法律權利，其中會有相當多的公民權利相應地蛻變?yōu)檎埱髾嘁饬x上的權利，甚至這種請求權可以拿來針對主權者，“當一個公民根據(jù)先前的法律而與其主權者就債務、土地或財物所有權，或任何關于勞役、身體或金錢方面的懲罰發(fā)生爭議時，在主權者任命的法官面前，其有同樣的自由(liberty)為其權利(right)進行訴訟，就像是針對另一個公民一樣”。這酷似現(xiàn)代行政訴訟，在其中公民享有的權利就不僅僅如霍布斯所說是一種自由或者特權，而是一種請求權或者真正的權利。同理，在法律語境中，霍布斯的懲罰權就不再是如其所聲稱的那樣是自然權利或者特權，而是轉(zhuǎn)換成了請求權。
但在霍布斯學界，學者們所討論的公民權利指的主要不是實證法意義上的，而是霍布斯所說的“公民自由”和公民的“真正的自由”。漢普頓等人的主流意見仍然認為這是一種霍菲爾德意義上的特權。倘若如此，那么霍菲爾德的權利—義務關系理論當然可以駕輕就熟地適用其上，但一如上文一樣，使問題變得復雜的地方在于，霍布斯明確說過對公民權利，主權者有自然法義務保護之，“不管其是一位國王還是一個集體，主權者的職責(office)都存在于目的當中，即獲得人民的安全，也正是為此我們才將主權權力付托給他；對之他負有自然法義務，并由此而向作為那種法律的作者的上帝負責，而且只向他負責”。正因為漢普頓等人堅守霍菲爾德的概念體系，使其看不到這種權利所能受到的錯位保護，所以仍堅持其特權性質(zhì)。但因為沃倫德固持霍布斯屬于自然法傳統(tǒng)，所以其能夠看到這種政治或自然意義上的權利因主權者自然法義務的保護而可能產(chǎn)生的變化。如此一來，權利—義務就不再是同一層面上兩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因為很明確，自然法義務是對上帝而不是公民的，公民只不過是這種保護的受益人而已。所以我們現(xiàn)在看到，在這樣一幅等級化的權利—義務構造中，不僅不像霍菲爾德法權關系那樣只適用于兩方當事人，因為這里存在三方當事人——公民、主權者和上帝，而且這種法權關系構造也不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一方是政治的、自然的，一方是道德的、神圣的。因此，如果說卡蘭的這種批評適用于漢普頓等人的話，那么其并不適用于沃倫德，因為在這里沃氏只是挪用而沒有照搬霍菲爾德的理論，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霍布斯的視域中，他把這種平面化的兩方當事人之間的法權關系改造為一種立體的、三方當事人之間的法權關系，遂使該理論模型更具解釋力。
由此可以看出，卡蘭對霍布斯權利論的霍費爾德化解讀的批判，雖然自有其深刻和可取之處，但不僅因為其對霍菲爾德分析法學的理解存在某種智識上的瑕疵，而且因為他的批判主要適用于高希爾、卡夫卡、漢普頓等人社會科學化的霍布斯研究而不太適用于沃倫德的規(guī)范化研究，所以其理論意義注定是有限的。除此之外，因為沃倫德認定霍布斯屬于自然法傳統(tǒng)，所以在法權關系的分析上，他能看到卡蘭所看不到的那種立體化、三方當事人之間的法權關系構造，這亦可能構成一項重要的法哲學創(chuàng)新。
四、結(jié)語
在霍布斯研究界，沃倫德的名字往往與泰勒并列，被合稱為“泰勒—沃倫德命題”，雖然這一命題只在義務論的“大體的輪廓”的意義上才能成立，如果說基于時代背景，泰勒義務論的政治意圖大于學術意圖的話，那么沃倫德的義務論顯然更具學術思想的針對性，其對象即施特勞斯的權利論。當代思想界普遍接受施特勞斯關于霍布斯乃現(xiàn)代政治哲學奠基人的重要論斷，施氏的問題意識為古今之爭，核心要旨在于從義務到權利的法權轉(zhuǎn)換論。作為一個深受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影響的學者，沃倫德借助霍菲爾德的視角，分析出霍布斯權利概念的特權性質(zhì)。在霍菲爾德那里，特權與義務相反而與無權利相關，如是，那么在沃倫德看來施特勞斯的論斷就不能成立，因為施氏誤把特權當成了實體性的請求權或者道德資格，在特權，即無義務的基礎上，是無論如何無法建構出義務的。然而，沃倫德的論斷并不能成立，因為他太過重視霍菲爾德概念體系間的靜態(tài)對立而忽視了概念間的動態(tài)轉(zhuǎn)化，自然人自然權利或者說特權的放棄或轉(zhuǎn)讓能使自己承擔起一個新的義務，此時受讓人的特權亦隨之轉(zhuǎn)化為真正意義上的權利或請求權。在沃倫德的法權分析中，更具理論意義的是，在構建霍布斯義務論的基礎上，沃倫德把霍菲爾德的平面化的、兩方當事人間的法權關系改造為一種更具解釋力的立體化的、三方當事人間的等級構造，這構成20世紀法哲學的一種可能的創(chuàng)新。
?。ㄌ茖W亮，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guī)劃基金項目“霍布斯《論人》的翻譯與研究”（項目編號：22YJA720009）、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項目“早期現(xiàn)代西方主權理論研究”（項目編號：SK2022010）的階段性成果?！?/p>
Abstract：There is a transition from the objective laws or moral orders that precede human will in classical natural law to the subjective demands or rights emanating from human will in modern natural law，and it represents a historical debate on the shift from an obligation-based theory to a right-based theory.Strauss，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transition across time，assesses Thomas Hobbes’s philosophy of law and recognizes him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natural rights theory.Using Wesley Newcomb Hohfeld’s analysis of jurisprudence，Howard Warrender assesses the privilege nature of Hobbes’s concept of natural rights and concludes that，since Hohfeld’s privilege is the opposite of obligation and related to no-right，obligations cannot be derived from natural rights.Therefore，Warrender argues that Strauss’s assertion requires correction.However，Warrender places excessive emphasis on Hohfeld’s static sepa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ivilege within his theoretical system，overlooking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from privilege to claim rights.In this regard，Hobbesian scholar Carlan’s criticism of Warrender is valid.Meanwhile，Warrender’s research hold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at he，under the premise of being a part of Hobbes’s natural law tradition，transforms Hohfeld’s flat，two-party legal rights relationships into a three-party legal rights structure，which could represent a potential innovation in 20th-century legal philosophy.
Keywords：Obligation；Nature Rights；Privilege；Warrender；Strauss
(責任編輯 孟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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