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研究會26日發(fā)表《金錢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虛偽面目》文章。全文如下：
金錢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虛偽面目
中國人權研究會
2019年12月
美國一向自詡為民主的“燈塔”，宣稱人民擁有參與公共事務、選舉和監(jiān)督政府的權利。但現實情況是，美國政治對立尖銳，社會撕裂嚴重，大批民眾被排斥在政治過程之外。金錢政治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金錢政治剝奪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壓制了選民真實意愿的表達，形成了事實上的政治不平等。近年來，富人階層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普通美國人的影響力則日漸縮小。金錢政治暴露了美國民主的虛假一面。
一、金錢充斥美國政治全過程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這句廣為流傳的評論精準而又犀利地揭示了當代美國政治的本質。金錢是美國政治的驅動力。美國龐大復雜的政治機器，只有在金錢燃料的推動下，才能持續(xù)前行。金錢是美國政治的潤滑劑。離開金錢，美國政治根本無法順暢運行。金錢政治貫穿了美國選舉、立法和施政的所有環(huán)節(jié)，成為美國社會揮之不去的頑疾。
選舉淪為金錢游戲。選舉的本來目的是表達選民意志、確定政策方向和選擇合格的領導者。但是，美國的金錢政治卻扭曲了民意，把選舉搞成了富人階層的“獨角戲”。金錢深深植根于美國選舉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在所有層級的選舉中，籌集資金都是參選者的入門條件。沒有足夠的金錢，根本無法參加競逐任何重要政治職位。21世紀以來，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總統(tǒng)候選人的選舉費用從2004年的7億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0億美元、2012年的20億美元。2016年，包括總統(tǒng)選舉和國會選舉在內的美國大選總共花費了66億美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政治選舉。美國中期選舉費用也快速升高。2002年到2014年間舉行的4屆中期選舉分別花費21.8億美元、28.5億美元、36.3億美元和38.4億美元，2018年則達到52億美元。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贏得一個參議院席位的平均成本為1940萬美元，贏得一個眾議院席位的平均成本超過150萬美元。高額的選舉費用大大提高了參選門檻，排除了絕大多數人參加競選的可能。只有少數有能力籌集大量競選資金的人，才能加入美國政治選舉角逐。這無疑為富人和利益集團通過金錢籠絡候選人營造了溫床。
除公開登記的選舉經費外，大量秘密資金和“暗錢”也注入美國選舉活動。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網2018年報道，美國財政部宣布不再要求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報告捐贈來源，這大大降低了選舉資金的透明度。自聯(lián)邦最高法院2010年對“聯(lián)合公民訴聯(lián)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打開政治捐款閘門之后，非法“暗錢”持續(xù)涌入選舉，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紀錄。2010年中期選舉的“暗錢”為1600萬美元，2014年中期選舉的“暗錢”增加到5300萬美元。到2018年中期選舉，候選人以外的外部團體花費的“暗錢”劇增到9800萬美元。在外部團體為影響國會選舉而播放的電視廣告中，超過40%是秘密捐贈者資助的。
二、金錢政治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
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民主制度是實現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政治形式，因此必然體現資本家意志，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美國民主制度的最大特點是選舉。通過選舉把符合資產階級要求的政治人物推上國家領導職位，行使國家權力。為此，美國設計了一套精巧的政治體系和選舉制度，對候選人和選民進行層層篩選，以保證那些讓富人滿意的人當選。最初，美國對選民資格進行種種限制，剝奪大批美國公民（如少數族裔和婦女）的選舉權。后來，金錢越來越成為資產階級控制選舉的最重要手段。進入20世紀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大眾傳媒的普及和發(fā)展，金錢在選舉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金錢是個選擇器，可以用來淘汰來自底層的政治參與者，使得窮人代表根本難以成為候選人。富人通過資助競選經費的方式挑選合格的政治代理人，使他們成為候選人，進而贏得選戰(zhàn)。在這種制度設計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的鏈接是天作之合。富人的經濟利益需要通過選舉參與政治來保障，政治人物需要借助金錢來進行選舉。富人為了維護他們在國家公共資源分配中的優(yōu)勢地位，有很強的動力主動介入政治運作，尋求從聯(lián)邦到地方政府的各級代言人。他們擁有最大份額的社會財富，可以滿足政治人物的資金要求。政治人物可以充當富人的政治代表。而隨著傳播技術的發(fā)展，政治人物必須占有更多金錢才能參與一場正常的選舉，進而贏得選舉。于是金錢極為容易地充當了政黨政治“鏈條”中的起點與終點。美國兩大政黨候選人不過是資產階級內部不同派別的代表罷了。
利益集團的活動生動詮釋了金錢政治的內涵。利益集團指的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經濟利益、社會背景的團體和個人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結成的同盟。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是利益集團得以合法存在和開展活動的最高法律依據。利益集團的宗旨是參與權力運作過程，影響公權力部門制定相關政策，以維護和擴張自己的利益。美國獨特的政治體制，如聯(lián)邦和州分權的聯(lián)邦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為利益集團提供了廣闊空間，使它們可以向各級政府施加壓力，左右美國政治。利益集團已深深嵌入美國行政機構、國會和司法系統(tǒng)之中，與政黨和政府并列為美國政治的三大支柱。利益集團的活動方式有很多種，如提供資金、直接介入選舉過程、幫助特定候選人贏得選舉等，從而影響國會立法和未來政府決策；通過刊登廣告、發(fā)表廣播和電視演說、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制作影片等方式制造輿論，影響政府決策；對立法者和政府決策者進行游說，直接影響政府政策。美國的政府決策和國會立法是各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
利益集團就是金錢政治的標本。利益集團的活動處處離不開金錢，是聯(lián)結金錢與權力的樞紐，其功能就是將金錢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利益集團的資金越充沛，它的政治影響力就越大，而金錢絕大部分掌握在富人手中。窮人也可以組成利益集團，但由于財政資源有限，注定不會發(fā)揮很大影響。真正能夠發(fā)揮較大影響的還是一些企業(yè)集團或行業(yè)性組織，因為只有這些利益集團擁有足夠的資金。例如，在2000年至2010年間，美國企業(yè)花在選舉上的資金是工會的10倍。雖然2010年后企業(yè)和工會的政治支出限額取消了，但許多工會組織已達到其支付能力上限，無力進一步增加政治支出。相反，企業(yè)的政治花費急劇增加，影響力迅速擴大。企業(yè)加大政治投入當然是為了在政策制定中盡可能放大自身利益。
游說是金錢政治的重要實現方式。游說是一種美國特有的政治現象，游說腐敗是美國政治制度與生俱來的痼疾。游說的法理依據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美國制定了將游說活動合法化的法律。1938年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1946年的《聯(lián)邦游說管理法》、1995年的《游說公開法》和1998年的《游說公開技術法》形成了規(guī)范游說活動的法律體系。根據這些法律，美國允許各群體結成利益集團，相互競爭，影響國會立法和政府決策。因此，政治游說是美國政治過程不可缺少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各利益集團雇傭說客，對國會議員及其助手進行游說，影響法案的制定和修改，謀求自身利益。40多年來，美國游說業(yè)發(fā)展迅猛，呈爆炸性增長態(tài)勢。1971年，美國僅有175個注冊說客，到1981年增加到2500個，2009年又增加到13700個。這意味著，平均每位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身邊，有20多名說客出沒。據不完全統(tǒng)計，在華盛頓的游說公司約有2000多家。利益集團在說客身上的花費與日俱增，1998年為14.4億美元，2011年已狂飆至33.3億美元，14年間增長幅度達131%。
三、美國金錢政治的制度化形式
19世紀后期，美國的金錢政治發(fā)展成為“政治分肥”制度。競爭獲勝的政黨通常將官位分配給為選舉做出貢獻的人，主要是本黨主要骨干和提供競選經費的金主。“政治分肥”造成政治腐敗蔓延，官員貪污舞弊，行政效率低下。自20世紀初開始，美國試圖對政治捐獻做出一些限制，但沒有改變美國民主制度的金錢政治本質。制度調整永遠為金錢政治留下漏洞和后門，實際使金錢政治取得合法地位。
第一，“超級籌款人”制度合法規(guī)避捐款限額。“超級籌款人”是擁有大量財富和社會關系的人，比如企業(yè)高管、對沖基金管理人、演藝界明星或說客。他們人脈多，神通廣大，能利用個人關系網把大量小額捐款人湊在一起，為候選人短時間內籌集大量資金。在2016年美國總統(tǒng)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個人籌款金額中的三分之一是由1000個“超級籌款人”幫助完成的。同時，“超級籌款人”制度還能繞過法律有關捐款限額的規(guī)定，將總額超限的捐款劃到許多人頭下面，使其符合個人捐款上限，最后才捆綁在一起捐給某位候選人。接受捆綁捐款的候選人，自然知道誰是真正的金主。這使得富豪和大企業(yè)能輕易地用金錢換取政治影響力。
第二，聯(lián)邦最高法院裁決取消對“軟錢”的限制。2002年的《兩黨競選改革法》限制了那些通過捐給政黨來支持特定候選人的“軟錢”，即不受《聯(lián)邦競選法》限制但又用于影響聯(lián)邦選舉的資金。但是，這個法律受到持續(xù)挑戰(zhàn)。2007年，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威斯康星州‘生命權利’組織訴聯(lián)邦選舉委員會案”做出裁決，認定《兩黨競選改革法》有關限制企業(yè)、工會和貿易團體資助特定選舉廣告的條款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關于言論自由的規(guī)定。2010年，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聯(lián)合公民訴聯(lián)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中，認定《兩黨競選改革法》關于競選最后階段限制公司、工會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資助聯(lián)邦選舉候選人的相關規(guī)定違反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原則。這一裁決將《兩黨競選改革法》的內容否決殆盡，使得“軟錢”可以合法地大規(guī)模進入選舉活動，打開了金錢肆意流入政治的閘門。2014年，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麥卡沃恩訴聯(lián)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中大幅放寬了對政治捐款的限制，在保留個人對單個候選人捐助上限為2600美元的情況下，取消個人對全體聯(lián)邦候選人及政黨委員會的捐款總額限制。這意味著，富人可以同時捐助很多聯(lián)邦候選人，更可以無限制地向自己支持的政黨捐款。
第三，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是金錢政治最重要的表現形式。除了直接向候選人和政黨提供政治捐款外，美國富人和企業(yè)還可以通過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來進行政治捐贈。政治行動委員會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是一種由企業(yè)或獨立政治團體組成的政治籌款機構，主要是為了規(guī)避美國法律對個人和機構政治捐款的限制。它們從許多個人手中收集金錢，然后決定為哪些候選人捐款。政治行動委員會與大公司和特定利益集團關系密切，代表它們進行造勢宣傳，支持或反對某位候選人，實際上是大公司和利益集團參與選舉的“白手套”。1971年《聯(lián)邦選舉法》通過后，政治行動委員會由于限制較少而進入大發(fā)展時期。大量企業(yè)、個人和利益集團的金錢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管道參與競選。2010年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取消了企業(yè)與個人向獨立支出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上限。由此，政治行動委員會進入鼎盛時期，大量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應運而生。根據無黨派非營利研究機構“政治責任中心”的數據，截至2016年8月8日，美國登記注冊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有2316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有強大的募款實力，在各個方面對選舉產生影響，尤其是企業(yè)和富豪可以將自己手中的資金無限制地投入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從而間接影響選舉。在2016年總統(tǒng)選舉中，獲得捐款最多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是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美國優(yōu)先行動”，達到1.76億美元。富豪索羅斯向“美國優(yōu)先行動”捐款600萬美元，而對沖基金管理人托馬斯·斯泰爾更向支持希拉里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5700萬美元捐款。
四、金錢政治后果惡劣
第一，金錢政治剝奪了普通民眾的政治權利。盡管美國經常炫耀一人一票的美式民主，但美國低收入者的投票權實際上受到嚴苛限制。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披露，2010年至2015年，美國有21個州通過了限制投票權的新法律，有14個州在2016年總統(tǒng)選舉中實施了限制投票權行使的新措施。這些法律和措施的主旨是阻止窮人登記投票。美國《新聞周刊》網站2017年11月21日報道，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因貧窮而被剝奪了投票權。已有9個州通過立法，剝奪任何未付律師費或法院罰款者的投票權。僅在亞拉巴馬州，就有超過10萬名欠費者被剔除出選民名單，約占該州選民人口的3%。這導致美國選舉投票率降低。美國2014年中期選舉的投票率為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最低，全國的平均投票率僅為37%。
第二，政府官職成為富人和上層階級的禁臠。按照美國政治慣例，獲得選舉勝利的候選人通常會把一些政府官職獎賞給那些選舉有功人士，其中就包括捐款大戶和重要籌款人。美國歷任總統(tǒng)上任后，都會任命一批金主當駐外大使。2000年總統(tǒng)選舉后，政府中三分之一的新職位被勝選總統(tǒng)的親友和金主接掌。2008年總統(tǒng)選舉時支持勝選總統(tǒng)的556名“超級籌款人”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在時任政府內閣中獲得職位或者成為顧問，其中籌款超過50萬美元的籌款人有近80%都獲得了重要職位。
第三，金錢政治明目張膽地向富人輸送利益。政治獻金帶來的一個惡果是，少數富人擁有了比絕大多數人更大的影響力，導致政府政策圖利富人、損害窮人利益。金錢影響立法和政府決策。富人通過競選捐款和利益回報承諾俘獲政客，使政客代表他們的利益立法。通過金錢選舉產生的總統(tǒng)和政府，必定會在制定政策時向有錢人傾斜，或明或暗地向資本輸送利益。這是一種變相的權錢交易。眾所周知，2017年上任的共和黨政府是富人政府。美國國會2017年通過的《減稅與就業(yè)法案》，雖然有“減稅”之名，但并非普遍減稅，而只是給富人和大企業(yè)減稅，窮人反而要加稅。根據這個法案，一方面，富人家庭繳納所得稅的稅率大幅降低，從39.6%降至35%，足足降低了4.6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最貧窮家庭繳納所得稅的稅率卻從10%增加到12%。這個法案使最貧窮家庭遭受金錢損失，最富有家庭獲得巨大收益。2017年底的蓋洛普民調顯示，56%的美國人反對這一稅收改革法案，支持的只有29%。就企業(yè)稅收而言，《減稅與就業(yè)法案》把大型集團公司和上市企業(yè)等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得稅稅率從35%下調至20%，降低了15個百分點，幅度很大，但受益企業(yè)僅占美國全部企業(yè)總數的8.6%。相反，占企業(yè)總數90%以上的個人獨資企業(yè)和合伙企業(yè)等小企業(yè)卻無法享受減稅政策，需要根據合格經營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允許抵扣20%收入，適用最高邊際稅率37%。金錢政治蠶食了社會平等，從根本上腐蝕了美國的社會公正。
第四，金錢政治增加解決緊迫政治社會問題的難度。在美國，槍支泛濫、槍支暴力是一個困擾社會多年的重大政治社會問題。校園槍殺案和公共場所槍殺案等大規(guī)模槍支暴力案件時有發(fā)生。美國每年有3萬多人死于槍支造成的他殺、事故和自殺，有1萬多人死于槍支暴力，有20多萬人因槍擊受傷。如果嚴格控制槍支，這些傷亡大多可以避免。但是，美國步槍協(xié)會等反對控槍的利益集團通過介入選舉和進行游說成功地瓦解了控槍努力。這些利益集團為美國總統(tǒng)選舉和國會選舉提供大量政治捐款，僅2010年至2018年間就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1.13億美元。美國步槍協(xié)會是美國主要的反控槍組織，也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院外游說組織，每年運營經費高達2.5億美元，競選年份經費更多。由于投入大量金錢，以美國步槍協(xié)會為代表的美國反槍支管制利益集團取得了巨大成功，幾乎封殺了所有控槍法案，使美國槍支管制更加寬松。
金錢政治暴露美國社會本質。美國一直標榜自己是民主和人權的“楷模”，要全世界都向它學習。但是，無所不在、根深蒂固的金錢政治徹底戳破了美國的謊言。美式民主是富人和資本家的民主，跟下層民眾沒有多少關系。美國憲法規(guī)定的民主權利，只有口袋里有足夠多金錢的人才能享受。在金錢支配政治的美國，沒有金錢，一切關于政治參與的議論都是空談。金錢政治無情地碾壓了“美式人權”。
京公網安備 11010102003980號